陇东湫神信仰的变迁——以朝那湫信仰为例

湫神信仰是陇东地区最具特色的水神信仰,尤以朝那湫信仰最具代表性.从先秦投文诅楚,到秦汉封禅,在国家祭祀中占居重要地位;明清以来朝那湫成为周边民众祈雨的圣地,其间祭祀主题由庇佑政权变为司职雨水,祭祀的主体也逐步从国家走向民间.     

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皇权威仪与神政合流:古代济渎祠祀制度变迁考论

历史时期的济渎祭祀较早地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礼制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威仪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济渎祭祀制度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隋代之前在选择济渎祭祀地点上表现出近源性趋向和利用济渎源通北海的说法解释二者合祀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北方恶劣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与中原王朝神政合流的政治意图导致了济渎合祀现象的形成。济渎名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朝权力的集中化,济渎祭祀的神祠化与民间化现象在基层社会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国家奉祀制度和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彩调艺术中的巫傩文化因子

彩调艺术与广西巫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彩调演出是广西农村巫傩祭祀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作用;彩调戏俗中一些驱邪求吉的祭神驱鬼仪式与广西民间的巫傩祭祀仪式十分相似;一些彩调剧目由广西民间的巫傩祭祀活动衍化而来,剧目中的一批神鬼戏是民间巫傩文化及其信仰的反映;彩调音乐与表演中也吸收了不少巫傩音乐和祭祀歌舞.     

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初探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民间信仰神道教也不例外。本文将重点讨论道教思想在传入日本后对神道教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其基本教义、神仙体系、祭祀修行、主要典籍四方面的分析研究,说明道教是神道教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条件。     

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

德和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德以配天,孝以对祖是中国祭祀文化的核心。商周时期,以"天"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天(上帝)和君主建立了以"德"为媒介的契约关系,君主受到上帝的监管,尊天重德。两汉时期,汉武帝将"太一"神与阴阳五行理论融合,将敬天演变为娱神,重视神仙方术,慕仙追仙游仙,天(上帝)独尊地位逐渐被消解。这一变化导致了郊祀天地的郊祀歌辞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的崇高地位消失,人的欲望不断加强,引起了以《郊祀歌》为主的祭祀文学出现世俗化、娱乐化倾向。人与天的关系发生改变,这也是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变重要原因之一。     

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

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以到泰山朝拜为结社目的的泰山香社,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并一直延续至今。明代中后期,碧霞元君信仰深入民间,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也开始空前活跃,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乾隆时代,余波至于光绪年间。明清时期泰山香社的繁盛集中表现在民间香社在泰山的活动空前增多,香社组织和进香仪式臻于完备,出现了为香社和香客进香活动服务的各种设施;同时,自明末开始征收香税,各地也纷纷以碧霞元君为主神建立庙宇。泰山香社在明清时期的繁盛,既是民间信仰自身发展的规律所致,也与朝廷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态度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状况的反映。寺观祠庙数量众多,表现了在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导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民众信仰的多元化,也是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需要多元化的反映。民间信仰已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在节日时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祭祀湫水和修建八蜡庙,是对农业丰收的期盼。     

明代文官恤典中的祠祀

明代文官恤典祠祀是根据已故文官的功业、品德等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建祠奉祀活动。国家以此方式褒奖已故官员,激励在任官员,也希望通过壮丽的祠宇和定期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民众传达国家赏功酬劳之意,宣扬忠义价值。虽然民间对于这类祠祀有不同于官方的诉求,一些祠宇在缺乏官方力量支持后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荒废,但是官民并未停止申请恤典祠祀,祠祀所构建的荣誉体系、教化功能仍得到民间的认同。     

淫祀的悖论——从六朝志怪小说看民间神仙信仰

六朝志怪小说记载了一系列普通人物非正常死亡后,被民众立祠建庙进行祭祀,成为低微的神祇的故事,体现了六朝民间神仙信仰的独特性。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在这种造神运动中,巫者起了重要作用。在神权话语被政权控制的环境中,民间神祇被定性为淫祀之神。而六朝的统治者们为维持政权稳定,又有条件地接受了民间的神仙信仰,故其将民间神仙祭祀活动称为淫祀,是一种悖论。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     

论宋朝道教斋醮科仪的时代特点

宋代是封建国家重神祀、兴礼仪的时代.宋代道教在继续履行国家宗教祭祀职能的同时,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化的改造吸收.宋代民间信仰的活跃与道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促成道教斋醮的兴盛和科仪经典的编撰.道教斋醮科仪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民间俗神道教化的演进趋势,说明宋代是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转换期.     

墨子的祭礼论

墨子强调祭祀,主张祭祀的对象是上帝、神、山川、天、鬼五大方面,对祭祀有原则要求:选择神职人员、清洁身体、选择祭品、时机、节约等,同时还认为不应该过分依赖(或者怪罪)神灵。墨子的祭祀观念,是中国民间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信仰的综合之一,可以说中国祭祀文化里有不少墨子元素。     

《九歌》性质新论

《九歌》既不是用于国家祭典的歌词,也不只是对民间祭祀鄙陋之辞的加工,而是屈原流放沅湘之际,由于所见民间祭祀所表现出的人神交接的艰难与他不遇心态的契合,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于是调动往昔宫廷祭祀的知识经验予以整合,是融合国家祀典和民间祭祀的艺术创造,是他遭谗被疏后悲愤深婉的情感寄托。     

历代诗咏与妈祖信仰

从神学与美学、宗教与艺术、哲学与诗的关系对妈祖文化进行考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视角.透过这个斑斓的视界,我们不难看到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神学的演讲、宗教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借助了美学、文学艺术的力量;文学艺术尤其是诗以特有的功能推进了宗教神学的进程.     

从礼仪符号看先秦宗教的信仰形式

礼仪是由一系列体态、器物等符号表征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规范形式.祭祀礼仪是宗教崇拜的原生形态,它比神话和神学教义有更强烈的感性激发力.周礼是西周宗法社会的产物,包括了礼乐文明形式化的宗法宗教.其中属于吉礼的仪式以昊天上帝、远祖神灵为膜拜对象,体现尚德的伦理宗教;而属于凶礼的丧葬礼则以近亲死亡为祭祀对象,体现着鬼神禁忌和死亡恐惧的原始潜意识.它们一起构成了等级化的宗法宗教,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人类学和宗教心理学角度对礼仪宗教形式进行探讨.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汉魏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和长江流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是皇族和士大夫信仰的佛教,而长江流域的墓葬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表明佛教与民间丧葬风俗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首先草根化.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佛教都是一种祭祀工具,日本学者称之为“道教的佛教”.汉魏佛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在洛阳和建业的政治中心,佛教的祭祀功能表现为为现实生活祈福,满足上流社会的重生需求,而在长江流域的民间,则表现为祈祷祖先在彼岸世界过上美好生活.祭祀化的汉魏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妈祖信仰与中华文化传统

妈祖信仰,作为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一种共同文化现象,体现了两岸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和交流.这种共同的信仰,与其它许多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以共同的中华文化为背景的,都深深地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本文循着妈祖信仰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足迹,结合中国民间信仰的一般特点,探究妈祖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巫成为"护海之神",又由"护海之神"成为"天妃"、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合祀问题研究——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

合祀现象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古已有之。笔者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论证了中国民间信仰中合祀的类型,并把合祀背后的驱动因素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宽裕,或节省意识的驱动;淫祀针对国家祭祀政策的一种自我保护;地方巫觋在利益驱使下的有意推动;统治者对主祀者崇高地位的突出强调;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及宗教观念的淡薄等五项。     

成吉思汗祭奠的由来与流传

成吉思汗统一各部,业绩威震寰宇,在蒙古族群众心目中,他不只是一般历史人物或君王,而被视之为超圣出凡的天帝神人。从他身故,人们便开始传说他,祭祀他。认为他生前是大汗天子,死后一定成圣为神,庇护众庶,福荫子孙,所以在漠北四大斡耳朵中之一的斡耳朵所在地区始建八白室以传统仪礼向他祭祀。特别是在15世纪70年代以后,当河套地区成为蒙古本部汗主、济农们会盟望祭之地时,乃重延八白室,调集人员组成达尔哈特部众奉祀。为遵循漠北四大斡耳朵原有八白室之旧制,于是称成吉思汗陵帐所在地区为。鄂尔多斯”(众多宫帐之意),有关成吉思汗文物亦逐渐向此集中,从此鄂尔多斯八白宫帐所在地——伊金霍洛(原在达拉特,后迁至此),便成为蒙古族人民祭祀的圣地。蒙古历代君王冀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