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红军长征中根据地建立计划的演变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其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最后选择在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夺取全国红军长征胜利的生力军——红二方面军长征的主要贡献及其重要历史地位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贯穿全国红军长征从酝酿、出发到胜利的全过程;他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探索长征路线,即选择在哪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分别起到先行探路和掩护主力、开创新区和战略策应、推动北上和维护统一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夺取全国红军长征最终胜利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胜利与重要作用的发挥,既得益于他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及强烈的大局意识,也是基于其全体将士的团结奋战和领导核心的坚强有力,更是受益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指挥;遵义会议正确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贯彻,瓦窑堡会议改变政治路线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精神的及时运用,不仅极大地焕发了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力,而且为其指明了夺取长征胜利的唯一正确方向。     

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上)

本文分上下篇,将十年来有关长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创新性和争议性的成果,分十一个专题进行综述.上篇内容有:红军长征的准备、出发地和时间;北上战略方针确立;长征中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工作;长征中的会议研究;长征中的筹粮问题研究;长征中同错误路线和倾向的斗争;其他红军队伍的长征研究;长征胜利会师与长征历史意义.     

长征与抗日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正>长征与抗日相结合,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虽然在长征开始时“北上抗日”并没有被作为其行动口号,也未被确定为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针,更不是博古、李德转移计划的行动目的,但它在长征前后却一直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实是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长征的胜利实质上是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当工农武装割据如众多星星之火出现在中国各地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这种割据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     

红军长征过程中统一战线政策述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统一战线工作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时刻通过统一战线政策帮助红军减少敌对力量,增加支持力量,获得少数民族和部分国民党军阀的帮助。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过程中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关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充分发挥和利用党外人士和地方军阀的重要作用;大大减少了红军的消耗,保存了红军实力,传播了革命胜利的火种,为长征的转移和中国共产党顺利北上奠定了重要基础。     

《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

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第一则长征报道,这则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都要早。两年的时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以多角度、多体裁的形式再现了一幅立体、动态的长征图景。《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有效地建构了红军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宣传"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并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民族政策及实践

红军入藏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尚不完善,藏民,尤其是藏区上层人士与红军关系曾一度紧张。后期入藏,红军吸收了前期经验,在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大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赢得了藏区上层人士和藏民的支持,为顺利北上提供了保障。红军在藏区前期与后期的不同遭遇,充分说明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意义。     

孤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国内外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很多集中于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于深化。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成为三大主力红军的开路先锋,显著增强了陕北苏区红军的力量,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陕北安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其他红军队伍相比,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具有鲜明的特点,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奇迹。     

长征前红七、六军团的先遣行动

早在中央红军铁流滚滚北上前几月,红七、六军团即已分途北上西征,实际上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探述两个军团的派遣、行动意图及战略作用,对于研究长征这个大的课题来说,仍然是必要的。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述评

对中共党史军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其中的无线电工作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规模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虽然它的规模不算大,但精干高效,涌现出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不仅从人员上保障了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保证了红军主力对敌情的了解,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长征以极端艰苦、极端特殊的方式磨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促进了党自身的建设。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领导集体,酝酿和实行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中央领导出现崭新的风气,党走向了成熟。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键性起义之一,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在南昌起义的开始到结束都受到国际因素尤其是联共、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有些国际代表对于南昌起义的打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并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建设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就南昌起义中的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范长江与斯诺的红军长征报道比较

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和斯诺的报道在宣传红军长征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同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信心。通过比较发现,他们的报道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共同的关注对象,但也有着不同的采访路线和写作风格。加强对范长江与斯诺相关报道的比较分析,学习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关注现实的情怀,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长征史的研究。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遵义会议作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或“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拥有的政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层愈来愈具有了影响地位。1935年8月19日，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红军东征目的辩

关于红军东征目的诸多误说,或以偏概全、或错解史料、或罔顾史实,影响人们对东征战略意义的正确理解,且易造成历史认知混乱。红军东征,其目的包含了根本方针、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个层面,其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根本方针,实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战术目标,完成"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     

试析中东路事件对中共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

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左"倾错误放到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去考察,可以发现中东路事件和第二次"左"倾错误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东路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的变化,其变化了的政策又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六大"的正确路线,形成了第二次"左"倾错误.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