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     

中国古代宗族人口探析

<正> 人口是构成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因素,而由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便是人口所赖以存在或附着的主要形式。在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宗族对人口的影响很大。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宗族人口的一些方面谈点看法。一、宗族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变化所起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宗族群体中,宗族对人口     

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渊源深长,宗规族法生成发展衍至清代渐臻完善,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宗族法的一个典型形态,其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朱勇同志撰文《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以清代江南地区的宗族法为考察对象,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其作了有益的探讨。     

宗族与江西古代农村社会--安义千年古村个案研究

宗族是中国古代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安义县两大传承久远且完整的大宗族的个案研究认为江西古代农村社会是在宗族的形成、扩展过程中开发出来的,而江西宗族的形成和北人迁赣又是紧紧相连的;宗族以其金字塔式的结构特点,以其族产、族祠、族谱形成的凝聚机制,以其家法族规形成的约束机制及宗族的教育塑造机制,维系着中国农村社会超稳定发展;而光宗耀祖的宗族观念严重阻碍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阻碍小农经济结构的变动,加固着农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本文就宗族研究史上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与"义序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回顾和讨论,认为林、弗两氏宗族认识之异同,可以用"宗族的功能论"与"功能的宗族论"之异同来归结;弗氏在其理论构筑中只能入手、吸收"义序研究"之部分成果的"偶然"之中,内含着当时功能主义、非洲宗族范式的流行以及弗氏本人宗族研究取向等的"必然"因素;然而,这种"必然"导致了弗氏理论对宗族的观念系谱等文化要素之分析的忽视,并进而局限了其理论自身的阐释力.本文提示,世纪之交的本土汉学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仍要立足学科,发挥其诸如亲属制度研究、田野工作等方面的学科特长和本土文化分析之所长,为整体的家族、宗族和汉学研究作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国家·宗族·小农三者关系形成简论

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特征之一是国家政府与宗族共同体与小农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相互依附、相互补充、相互牵制的关系模式.本文即讨论这种关系的形式及特性.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周馥教育改革主张与新式教育实践述论

周馥在长达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密切关注中国教育问题,一方面,竭力主张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山东和江苏等地创办新式学校,培养各类新式人才。周馥认真研究、努力解决晚清教育问题,体现其高度的责任意识,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清代宗族制的特点

1987年,我和常建华同志合撰《清人社会生括》一书,其中由我撰写的《清人的宗族社会生活》一章,将清代宗族制的特点归纳为三条,即(1)宗族制度的规制的不断完善与其不能彻底实行的矛盾;(2)一般地主拥有了对宗族的控制权;(3)政府注意调节政权与族权的矛盾关系,并握有绝对的主动权,迫使宗族处于被动地位。近两年,我对古代宗族史作了初步探讨,同时陆续读到李文治先生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家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等三篇宏文,受到很多启发,今因从我国古代宗族发展史的角度,从宗法宗族制度的变化过程,进一步考察清代宗族史,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故不厌其繁,草此小文。其有史料重复利用之处,当乞读者谅宥。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土司宗族构建——以西宁卫东李土司为例

宗族研究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文章利用《西夏李氏世谱》中的谱序、谱跋及碑铭等资料,从共同过去的言说、祖先记忆的重构、军马田的经营等三方面对明清时期西宁卫东李土司的宗族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共同过去的不断言说、祖先记忆的持续重构及军马田的族内经营,成为宗族构建中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和赋役纽带,使得明清时期卫所管理体制下构建起来的东李土司宗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特殊的赋税共同体。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市镇宗族与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商者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笔者基于杨柳青镇乡研究,提出市镇"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并引导市镇类型,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为农人和商人市民所共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核心圈层,中国式市民社会是绅商、商绅人格的复制或放大。它补充了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和施坚雅的市场划分类型,以及华北的商域研究。基于市镇商域圈层和乡社信仰圈层的"圈层格局",可为汉人社会关系结构提供新解析,并对差序格局进行补充。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踐

宗族是中国古代汉族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国家政权同宗族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隆朝曾有较大规模治理宗族的实践活动,对此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宗族组织和清政权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了解清代社会也有所裨益。     

中国宗族的历史特点及其史料——《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序言

中国宗族组织经历大众化过程,宋代以降拥有广大成员,是民众性、宗法性、自治性的合法团体。它是家国一体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基础。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其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作为民间组织,反映成员诉求、关注成员生活,它的宗法性意识形态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选辑资料取材于清代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记录清代宗族史的文献,也部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有关图籍。图书文献包括实录、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等各种类型,尤以族谱为主体。选辑汇录的宗族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尽量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二是官方有关宗族的方针政策文献与民间宗族活动文献的结合;三是资料拥有量比较多,约有200万字。这是就宗族史研究而言,同时对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有特殊意义——为勾勒中国历史全貌提供丰富的不可缺少的素材,为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它还能为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提供学术资料,意义不凡。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