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机制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全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农民因拆迁而划入城市管理系统,华丽转身变为“农转居”社区。尽管与城市社区一样配全了社区工作人员,但“农转居”社区居委会还是原有村委会班子成员为主,对社区的治理方面也基本上延续了原村民委员会工作方式,这已经成为城市法治社区建设中的障碍。法治文化建设是引领“农转居”社区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关键所在,法治文化建设机制创新是“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其基本路径为推进法治宣传队伍建设、构建社区事务公开制度和建立法律调解机制。     

“农民农”: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新的问题域——以上海郊区为例

"农民农"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特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通过近期沪郊调研发现,"农民农"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农民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作为经济因素承担着拾遗补缺的功能;二是为身为异乡异客的"农民工"提供家庭支持功能;三是作为嵌入的外来社会服务网络强化了节点效应。在当前城市如何与外来人口特别是从事所谓"低端行业"外来人员的和谐共生、共荣的问题上,对"农民农"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民丰收节”的文化内涵探微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设立农民丰收节,是新时期国家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其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是对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它是对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它是对农业社会人们形成的优秀品德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全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它是对乡土文化的记忆和再造,有利于具有各地特色的充满乡音乡情乡风乡俗的新农村的建设。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将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对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早日实现农业强大、农民富裕,农村美丽的乡村振兴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研究:述评与展望

"农超对接"作为我国新兴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受到广大学者关注。农民合作社作为"农超对接"的主体之一也备受理论界关注,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从"农超对接"的内涵,"农超对接"模式,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绩效、问题、影响因素和推进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措施六个方面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最后针对当前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今后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以期为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于“农超对接”的冷思考

"农超对接"主要是为优质农产品进入超市搭建平台,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消费者共赢。学术界普遍认为"农超对接"是我国农产品流通方式的一次革命,但从实际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农产品市场现状探究影响"农超对接"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原因。通过分析指出"农超对接"并不适合在我国大面积推广,而农产品批发市场、公益性批发市场、社区蔬菜批发店等多元化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才是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方向。     

安徽“以工促农”新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思路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对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安徽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安徽的以工促农既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东部沿海地区成功经验,更要立足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和城市化滞后、县域经济落后、农业比重偏高,工业反哺农业能力弱的特殊省情。为此,安徽以工促农要有新的战略思路,即通过扭转重城轻乡的制度倾向,建立和完善"多予"、"不取"的财政支持机制;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开辟农业资源利用新渠道;围绕农民推进城镇化,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县域工业化,带动和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资源;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推动人才等优质资源流入农村,形成反哺内生机制。     

整治农村地下“六合彩”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环境

近年来,地下"六合彩"在我国一些贫困农村肆虐,使人心涣散,社会风气不正,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干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受阻。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精神生活的贫乏,农民的愚昧无知和歪风邪气在农村落后地区的泛滥。必须对地下"六合彩"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教育广大农民,认识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和欺骗性,要加强地方政府监管力度,依法严厉处罚地下"六合彩"庄家;大力发展农村的公共文化事业,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现科学致富,科技兴农。     

农村中学 “三位一体”课程与教学模式创新的行动研究

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重庆市黔江石会中学经过八年的行动实践,形成了"农"、"科"、"教"有机融合的"三教结合"农村特色教育模式,整体性推进"三位一体"综合课程与教学改革,有机融合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造性地提出了"双证并进"的课程模式与"六连结构"的教学模式,"以教脱贫"、"以教促富"、"以富促教",打破农村"贫"与"愚"恶性循环,最终探索出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双赢互惠"发展的道路。     

“家长执照”与家长教育问题审思

中小学总有教育家长的冲动,这种冲动表现在"家长执照""家长学校"等所谓创新上。家庭比学校古老得多,家长过去一直主导着子女的教育,但如今家庭、家长的教育地位前所未有的下降。中小学及其教师教育家长的冲动正是家庭、家长教育地位下降的反映。问题不是不能教育家长,而是谁有资格教育家长。家长教育属于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只有成人教育机构才有教育家长的资格与能力。对中小学及其教师来说,家庭、家长是与他们处在平行位置的平等教育主体,是合作的对象,不是教育的对象。中小学及其教师从事的是基础教育,不是成人教育,不具备教育家长的资格与能力。越界而教,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包括削弱家长的教育能力,放大学校教育体系的缺陷等。     

阎连科前期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为中心

乡土审视、农民书写一直是当代作家阎连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作为阎连科乡土书写的重要存在,写出了穿梭在乡村与军旅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农民的生存特性。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在新文学乡土小说史中来考察,其小说精神的独特性在于阎连科在批判性与审美性两种乡土审视之外开启了一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这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的形成又与非知识分子化的写作立场与苦难叙事有着紧密联系。     

“家长执照”与家长教育问题审思

中小学总有教育家长的冲动,这种冲动表现在"家长执照""家长学校"等所谓创新上。家庭比学校古老得多,家长过去一直主导着子女的教育,但如今家庭、家长的教育地位前所未有的下降。中小学及其教师教育家长的冲动正是家庭、家长教育地位下降的反映。问题不是不能教育家长,而是谁有资格教育家长。家长教育属于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只有成人教育机构才有教育家长的资格与能力。对中小学及其教师来说,家庭、家长是与他们处在平行位置的平等教育主体,是合作的对象,不是教育的对象。中小学及其教师从事的是基础教育,不是成人教育,不具备教育家长的资格与能力。越界而教,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包括削弱家长的教育能力,放大学校教育体系的缺陷等。     

城市建设中“农转居”居民的就业问题——以河南省洛阳市新区为例

城市新区建设中,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转居"居民,他们需要实现新的就业。由于现行就业制度、社会就业环境和自身的原因,他们的就业具有就业率偏低、稳定性差,就业区域狭窄、技术含量低,希望的就业途径和实际的就业途径存在矛盾以及就业收入和就业期望值差距较大等特点。在促进"农转居"居民就业问题上,应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速经济的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统筹理念,建立常态机构;提高"农转居"居民素质和实用技术能力;支持"农转居"居民实现自主创业。     

乡村振兴中农村基础教育的“空心化”困境及治理

农村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实证调研发现,农村教育扎根的社会基础正在转型变迁,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竞争、社会舆论的污名化评价与城乡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实之间相互耦合,共同驱动农村教师和学生的双向流出,乡土教育面临主体流失的“空心化”困境。该困境在导致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同时,留村师生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造成文化贫困的代际再生产和乡土教育公共性的式微。由此,应从农村基础教育成长的社会环境出发,加强政策层面的资源和制度供给,引入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灵活参与,使用数字赋能家校连接与合作等,多管齐下助推农村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     

公共教育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办学的实践路径——基于“十女办学”者的口述历史分析

现代化需要最基本的社会动员,而办学和普及教育是农村社会动员最重要的途径。依据20世纪60年代西南农村妇女办学的口述资料,考察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办学状况,展现农村集体时代民办女教师的来源、社会功能、生活保障和教育教学实践样态。“教育翻身”的新社会新国家情怀是青年妇女献身艰苦教育岗位的内在动力;“两条腿走路”的公共教育办学方针、地方干部深入基层和大胆实践的精神,促成了女青年上山办学和志愿从教;她们在农村集体组织中,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特点办起了灵活有效的“耕读学校”;“民办教师”的社会主义集体认同,激发了她们前所未有的办学活力,村庄和学校都是女教师们的社会舞台;她们是我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探索者。面对当前乡村建制化学校和教师队伍疏离乡村等问题,公共教育必须依托农村新生的集体力量,通过激发乡村教育和妇女社会活力,促进劳动合作、集体生活、学校与社区融合,新时期乡村振兴才能得以生根,社会主义公共教育活力才能得以复苏。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依法治农”问题研究

"依法治农"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分析了"依法治农"的社会背景和宏观条件;指出借鉴发达国家农业法制化成功经验使之成为实施"依法治农"的外在动力.同时针对中国农业法制的现状,提出加快中国农业法制化建设的初步设想.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性弱化及重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的产物,社区内部公共空间、治理结构等在发生巨变后,社区治理存在复杂多变的问题。为落实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实现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政策目标,将辽宁省某市S“村改居”社区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化的公共性作为切入点,从社区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公共参与、社区公共交往、社区公共认同5个维度,阐述S村转变为S社区过程中社区公共性弱化的表现,社区公共性重构工作需要社区提供居民开展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创造公共交往机会、保障居民公共参与的权利、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谈生存尊严与“说理”教育

生存尊严与个体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定位及幸福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理"性则是维护尊严的基础;"说理"是维护尊严的前提条件,"说理"教育则是过一种有生存尊严的可能路径。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应注意,"说理"教育不是灌输;"说理"应成为一种教育生活方式;"说理"教育要关注公共生活领域。     

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历史评价北大核心CSSCI

"帝国乡土服务中心"是魏玛共和国"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受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的影响,"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集中于重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而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存在极大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纳粹的崛起,也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思对象。     

都市里的小农:城市郊区“农民农”现象及其成因——基于上海浦东Z镇的实证分析

农民农是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它与郊区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地农村人口大量非农就业密切相关,农民农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较强的专业分工并深受市场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都市小农。郊区农民农的存在反映了小农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水平的不足,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决定了都市郊区农村农民农是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还是都市小农。     

利用“非遗”资源提高爱国主义教育 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和载体。当前应通过深入挖掘"非遗"资源,积极推进"非遗"进课堂,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建立"非遗"传承的长效机制等措施提高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