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批评中认识史学——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早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后世史学批评的发展积累了思想资料,并初步奠定了史学批评发展的三条路径:一是对史家素养及职责的认识,二是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三是对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认识。揭示、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从中总结出一些略带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明确前人所论必有其传承,今人研究也自有其渊源,希望推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发展、近代性生长的宏观角度,考察了新史学、古史辨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史学思潮与日本史学的内在关系,探讨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们对日本史学的择取、变异与吸收,同时特别注重对接受者运用日本的史方法、观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史学自己的阐释,以至形成本土化的学术走向的考察.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陆绍明与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

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与其时流行的否定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陆绍明对传统史学虽也有批驳,但比较客观和理性。为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旧学"招魂",是陆绍明的学术志向所在。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的一大贡献,是他从深层次上提出了中国史学的五次变迁论。重绘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派格局,则是陆绍明史学批评思想中最有建树的地方。陆绍明将传统史学分为尚文派与重笔派,又从诸子与史学的关系入手,将史学分为九家和二十家,虽高明有余,但审慎不足,终究留下了一种不同于今天的史学批评观念,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在清季新旧学术价值观的交锋中,旧的学术话语虽明显处于下风,但陆绍明仍代表着传统派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使旧的话语体系不至于失语,因此在史学批评的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史学思想有所倒退,与其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潮已渐行渐远。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论史学社会化

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借助生产者的实践和生产者向社会大众的传播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血肉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被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     

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

蒙文通本为现代杰出的四川学者,却与南宋浙东史学有着罕见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对南宋浙东史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从中领悟史学的真谛,促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飞跃性进展,进而将之树为治史的"轨范",从而对其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史学评论标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传统儒家伦理史学解体,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作为史学组成部分的史学评论,于此时也得到了发展。新的史学评论标准得以确立,民族与国民的进化发展成为其社会政治评价标准。在学术评价标准上,要求历史研究应该探求社会进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强调历史解释;在编纂体例上提倡通史,章节体;强调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等。     

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

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他较早引进西洋史学，并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和贯通，对历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较早将中国史学史看成专史，对于其渊源、分期等多有探讨，是中国史学史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史学"求真"内涵的演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治史"求真"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形成汉唐史学叙事"求真"、宋明史学义理"求真"和清代史学文献"求真"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观念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求真"观念的不断演变而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产生的。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 ,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文中剖析了中国史学史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个人因素     

当代西方史学多元走向评析

20世纪中叶 ,伴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西方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 ,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历史学的多元走向。在当代西方史学的演进中 ,这一趋势直接表现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的纷纷建立、史学理论的更新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等。这是建立在当代历史思维基础上历史科学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 ,对于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 ,确立 2 1世纪史学发展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Abstract：

The historian’s morality and the impartialit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ography.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com-piling historiography,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hav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Xinshu＂and gradually make a nomenclature of it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They also consider that the historical work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public benefit of specifying ＂Gongyi＂,while the historian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holding ＂Gongyi＂.These discussions have enriched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and have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ety.Through an elabor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f ＂Xinshu＂ and ＂Gongyi＂ of 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an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will be made.     

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本文非但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和主要规律，以及几点基本估计的视角和层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历程与本质，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理性回顾与阐释，而且亦从唯物史观和史学创新，以及人才和学风等角度，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作了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史学研究背景话语的转化

20世纪 5 0年代以来 ,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兴起、鼎盛及其转向全球化 ,在研究范式与学理建构上很有学术创新意义。 5 0年代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研究取向以欧美为参照系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 80年代 ,现代化研究被现代性研究所取代 ,研究取向由发展转向发达即西方社会自身。 90年代以来 ,以全球化为载体 ,把西方世界作为普世模式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其看齐的全球化研究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 ,全球化研究遂成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后续整合形态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三论影视史学

叙事是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共同特征 ,前者崇奉“虚构叙事” ,后者笃信“实录叙事” ,通过叙事各自都融合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进行了艺术的加工 ,实现了相同的宗旨。其最大区别在于传达媒体的不同 ,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 ,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 ,再现历史 ;而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 ,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 ,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 ,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 ,两者在竞争、并存与兼容中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