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偏向分析

在公平和效率选择中是偏向公平一方还是偏向效率一方,谓之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偏向.建国后,我们在这个选择偏向上长期倾向公平一方,表现为基尼系数长期比较低,在分配政策的表述上,长期提"兼顾公平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选择偏向的天平逐渐向效率一方倾斜,直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     

福利国家对我国"分配公平"的启示

福利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分配公平"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解"分配公平"的"中国特性";政府在"分配公平"中的主要作用是纠正市场分配的缺陷,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重点是向贫困群体倾斜.     

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为此,本文通过构建数理经济模型的方法,参与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一个关键结论:在一些参数条件下,再分配政策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而在另一些参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本文的这一结论并没有简单支持以往的任何一种观点,而是表明:如果能够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设计收入再分配政策,就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政策目标;如果再分配政策的设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那么旨在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再分配政策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再论"效率优先,注重公平"原则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效率为准绳,到上世纪80年代末强调"效率优先",到90年代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而不断调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效率优先,注重公平"应成为现阶段我国调节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指导方针.     

效率与公平关系再认识

针对坚持了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学界近年先后出现了"收入分配不用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公平与效率并重"、 "公平优先,促进效率"等一些新说法.最近更有学者认为中共十七大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提法"明确摒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并且是"标志着我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一个重大转折."因此,要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仅是政策理论上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也是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新论——从和谐社会视角的审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对我国破除平均主义桎梏和发展生产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以及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渐扩大,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应该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适度公平,保证效率,注重生态"的转变. "适度公平,保证效率,注重生态"的收入分配观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较理想的收入分配观.     

目前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强调要在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和动力,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目前,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着初次分配不公、再分配秩序失范、分配格局不合理等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贯彻党的收入分配政策,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中的良性互动,解决好存在着的诸多问题,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公平问题的几个问题

国民收入再分配公平是包括国民收入再分配权利、条件、机会、规则、过程、结果公平在内的系统公平,以公平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目标既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有功利主义的诉求,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既可矫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创造初次分配公平的条件,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重要条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公平程度主要应通过要素供给者的要素供给行为来衡量,同时也应观察"用手投票"的情况等.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再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始终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要处理好再分配公平与初次分配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公平应与初次分配公平相协调,要促进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公平.要保障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目标能够得以实现,必须保证再分配政策的公平取向,必须建立促进再分配公平的制度体系,并保证促进再分配公平的制度能够得到执行.     

中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

30年前,中国改革选择了"分配"为突破口,分配制度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的改革过程."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不断成熟起来.2003年,中国入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国家进入了特别发展阶段.在这一特别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目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分配制度的改革再一次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新主张,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依据与指南.     

"公平"辨正

公平与正义、公正、平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宜混淆.公平是效率合法、持久的基础,是实现效率的根本方式.公平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等层次,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收益宽幅现象与中国“对赌经济”的治理

刺激经济增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了低利率与高投资回报率的差,反应在会计收益上就会形成收益的宽幅现象,收益的宽幅现象为财务杠杆的使用提供了空间,财务杠杆的过分使用就会催生资产泡沫,会计上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把资产的泡沫当作收益进一步吹大了资产的泡沫,非理性投资热充斥市场,在市场上表现为炒作和对赌,专注金融分配而不注重生产。因此,中国经济表现为明显的对赌特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治理收益的宽幅现象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关于以社会公平为取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象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不及时妥善加以解决就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现阶段,迫切需要政府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加强在收入再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缩小差距、实现公平,从而使公平与效率在互制互促中协调发展。     

工资改革: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我们也看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形成并且正在进一步扩大。本文首先从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现状。其次,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原因。最后从工资改革的角度,对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现实选择提出建议。     

我国现行税制难以调节劳动供给的原因剖析

美国联邦税收体系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也称为工薪税)为主体,相对中性的不具备调控收入分配功能的流转税是我国税收的主体,我国现行税制难以履行财税的分配职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往往对于收入Y的效用评价过高,对于闲暇Lo-L的效用评价偏低,因此征收所得税影响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减缓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明显。目前,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居民工作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有意识地倡导和鼓励居民多消费一些闲暇。     

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机理分析中,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进行了分解,得出三个主要因素:系数大小、人均资本及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浙江省的劳动弹性进行测算,并对浙江省1985-2007年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增长能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系数则缩小了资本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造成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而工业化进程加快、FDI以及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等因素则降低了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     

关于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纲要》第一次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 ,为我们在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指明了方向。用“协调、统一”论代替“优先、兼顾”论 ,绝不意味着我们要退回到过去忽视效率的计划经济老路上去 ,而是表明我们今后要在继续强调效率的同时 ,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促进效率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以实现社会的公平     

试论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构成 ,他们已形成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高收入阶层。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也符合“先富与后富”的经济发展原则。因此 ,既不能忽视它剥削的一面 ,也不能夸大它的剥削性。宏观上政府可以利用国家税收政策对其进行调节 ,微观上引导他们将其收入用于投资和发展生产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推进共同富裕

能否正确把握和有效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市场层面,要正确看待市场的平等问题,区分分配不均的市场因素和体制因素,在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中,将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政府层面,政府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体,要在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中发挥好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把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放在优先地位,并将提高全体劳动者的能力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逐步缩小差距的长久之计。     

Income inequality,distributive fairness and political trust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wake of rising levels of 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widespread concerns emerged abou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that can be observed in many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Several empirical studies substantiate the link between macro-level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pointing at its broad and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equality. Accordingly, these implications are expected to be accentuated in contexts of high inequality, as is the case in Latin America. Despite these general concerns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few studies have accounted for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fairness in regard to trus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ven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distributive fairness perceptions co-vary with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inequality. Moreover,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has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OECD countries, which have lower indexes of inequality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study aims at filling this gap by focusing on the relevance of distributive fairness perceptions and macro-level inequality for political trust and on how these two levels interact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analyses are based on the Latinobarometer survey 2011, which consists of 18 countries. Multilevel estimations suggest that both dimensions of inequality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trust but that higher levels of macro-level inequality attenuate rather than increase the strength of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distributive fairness perceptions and political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