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单一政府监管模式是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体制障碍,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主要由主体体系、行为体系、责任体系以及制度体系构成。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简政放权,强化执法责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当务之急就是培育第三方食品安全社会监理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减轻政府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同时,建立与完善企业食品安全控制制度、食品安全奖励制度、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媒体监管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嬗变：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不足及其完善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以惩治食品违法行为为手段，以规范监管职责为内容，以实现监管目标为目的。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并未合理筹划，也未设置以食品安全为核心的监管内容，缺乏具体可行的食品监管原则，如整体性原则、、可追溯性原则、预防性原则、科学性原则、风险性原则等。针对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不足，应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管制度，对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对于治理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因此,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安全治理主体、食品安全治理信息整体性等方面均存在问题。为了有效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性治理之不足,我国应从监管机构、治理主体和食品安全信息三个层面予以完善。第一,我国应强化监管机构的整体性,如组建统一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核心作用、有效整合监管机构的资源和职能;第二,应增强食品安全治理主体的整体性,如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和诚信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第三,应提高食品安全信息的整体性,如改变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监管。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

转基因食品具有确定性危害、不确定性危害、精神性危害等多重危害属性，这为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困难。受科技和法律两个主要因素的制约，转基因食品在监管模式、监管协调的制度层面和监管目的、监管对象的实践层面都存在问题。改进已有转基因食品制度、补充原有制度中的转基因食品规定是解决监管问题的当前选择，而适时地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专门立法，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是其未来选择。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破解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难题指明了方向，即“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用“放权于民”的方式，鼓励食品企业员工揭露企业违法内幕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揭露政府主管人员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腐败行为，激励消费者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中去，形成全社会监督食品安全的合力，实现全方位合理监管，这与“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模式完全契合。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来完善食品安全举报人保护制度，以解决当前食品安全监管难题。     

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创新框架研究

食品生产的复杂性、经济利益集团及政府规制失灵等都制约了食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管;而我国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中又存在诸多弊端,即分段式监管易导致监管机构问权责不清,协调式监管易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职能边缘化易导致监管绩效不高等.对此,应创新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垂直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食品安全多极监管制度体系和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监管约束机制.     

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食品安全监管路径研究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和谐、善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监管执行力差、协同监管程度不高、过程监管欠缺、信息共享与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原因体现在监管环境、监管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制度等诸多方面。鉴于此,必须从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构建监管主体之间的链式关系、组建食品供应链、引导消费者认知的公共性回归、建立食品领域信用系统、推动监管压力传递和推进社会善治等多个方面入手,建构"政府+关联多主体"的协同监管路径,以期实现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监管。     

食品安全规制——从农田到国家安全的注解

从农田到国家安全的维度思考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企业社会责任的危机.通过食品产业链和食品安全监管的双视角剖析现存问题.根据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理论提出对策:优化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和管理,贯彻预防性原则.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规定为犯罪,凸显监管的紧迫性.根据犯罪经济学原理提出对策:从增加罚款数额及提升被发现的概率为路径,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提出营造以行政监管为主体的“多元共治”法治环境,建全独立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机构,建立便捷的消费维权机制,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处理食品安全危机等.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之改革与完善

食品安全问题现已成为备受关注的世界性议题。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前所未有的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对我国发生的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表明,经济利益驱动、监管不力、制度缺位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监管经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思路应从更新监管观念、完善监管法律制度和加强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考虑。     

构建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的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等缺陷.有效解决食品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合作.本文通过将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机制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网络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消费者保护视野下的食品安全监管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的权利屡受侵犯,凸显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食品安全监管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显现出其现实价值和必要性.食品安全监管应着眼于对消费者保护,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从横向到纵向的监管,健全监管者的监管.     

互联网平台免费服务提供者义务之设定

互联网不断重塑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用户在使用电子邮箱、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和社交平台等“免费”服务时,必须同意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的网络服务协议的所有条款.网络免费服务协议是一类新型合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无偿”的网络应用服务,用户将其个人信息等数据通过该协议自动授权给对方,并以其用户粘性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广告等增值服务收入,故网络免费服务协议与无偿合同并不等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无偿性”并不能否定用户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所应有的权利,也不能将该协议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规避法律责任承担等“免责条款”的保护伞.因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技术资源、平台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不对称,网络服务的合同条款应避免权义失衡,在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的同时,亦应令其对用户承担相应的义务,既包括说明、告知和协助义务,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等私法上的义务,也包括平台作为商业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所应当承担的各项监管义务.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内之困局与解困之道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即便是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其安全形势并未有根本性改观.究其原因,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着权力过于分散,过于依赖于行政协调手段执法,依赖于通过立法来对食品概念进行界定,导致执法对象混乱等原因.要解决这一困局应有效的利用制度内的资源并利用体制外的有效社会力量予以推进,形成体制内外的整合共同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完善.     

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

动态社会契约理论论证了三元社会结构的合法性,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可以有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供给,还可以有社会中间层主体供给。对以上三种供给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将理性回归到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     

整体性治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走向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同、合作、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这一理论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低效运行提供了改革思路.首先,在组织形式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变革应该在横向和纵向上打破功能分化的组织壁垒,形成统筹协调、密切合作的服务机制；其次在社会参与方面,应该打破政府垄断性监管的局面,将部分监管权力让渡给公民,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公私合作”的网络监管状态;最后,在供给方式上提倡监管的“一站式”服务.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食品安全涉及人类最基本权利的保障。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民福祉和社会和谐。我国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从法律层面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依据,但我国食品监管模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研究。     

关于大庆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

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重构在大庆市法治政府建设的现今至关重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应当审视大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主体、内容与方向,研究其重构的模式与机制,从而摸索出适合大庆法治政府建设的食品安全监管的路径与措施.     

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网络募捐监管体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网络募捐迅速兴起,但同时网络诈捐、骗捐事件频发,不仅冲击着社会公众对网络募捐的信任,对公益慈善事业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背景下,网络募捐监管亟待加强。本文以协同治理理念为视角,紧密结合现阶段我国网络募捐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明确多元监管主体理念,力图构建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平台参与、社会力量协同、自律与他律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更好地推进网络募捐的健康发展。     

从身份到契约:食品安全共治主体协同之进阶

当前,新《食品安全法》虽确立了"社会共治"原则,但主体间身份异化、话语疏离,呈现出保守与自限的姿态。同时,"共治"面临着多种食品安全风险、获取信息渠道有限、社会监督匮乏等困境。"共治"阈内,协同是权利(力)配置、利益平衡的一种集体行动和主体间增效性交往。在域外考察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信赖、信息共享、伦理教育、法律治理等集体设计而形成的规范化"协同",实质是一种契约之治,即利益相关者从"理性人"身份到"市场人"契约,优化配置权利(力)资源,妥当限缩"共治"成本与主体间的任性空间,使"协同"整体进阶,进一步凸显食品安全共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