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韩国电影的本土身份建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电影在借鉴好莱坞商业类影片经验的同时,注重在电影中进行本土身份的建构,用本民族的人物和情感重述西方题材和改写西方故事,在本民族的政治事件和历史故事中彰显现代价值观,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消解西方影像中情色与暴力的极端显现,藉此获得了本土票房和海外票房的双赢。韩国电影这种"洋"为"韩"用的做法,对中国电影本土身份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中国电影既要加强现实观照、丰富现代影像,又要甄选彰显共同价值的历史事件作为电影素材,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策略来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一方面营造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审美意境,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层面上达成东西方的共识,在唤起观众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制造具有"中国身份"和民族文化标识的观影效果,以赢得世界观众的认可。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性的隐性承续及开拓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颇为“边缘另类”但又无法忽视的独特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效地发挥了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营造、民族政策的宣传普及、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想象性建构;另一方面,“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以其独特绚丽的视听风格、多样杂糅的类型融合、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为新中国电影原本单调的主流版图增添了诸多艳丽的色调。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家国观念的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化的隐性承续及开拓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与和谐。相较于汉族主流电影类型性的不够丰富多元,类型性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难能可贵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也成为我们今天很有价值的电影艺术与文化的遗产。     

影像·现代·民族--论费穆电影及其《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

对费穆电影及其代表作<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电影观念和电影观看情境的嬗变历程,它自成一条影像中国的历史脉络.对于费穆电影的观看、评论不仅仅事关电影本身,它生发了电影的中国情境的诸多想象,其中涉及电影本体与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象征体系建构与知识分子身份、处境的影像呈现、电影与都市市民空间的关系、中国电影诗学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电影的对话等等太多可阐释的空间.     

"十七年"长影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时期,长影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成就较高,《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本文将这些影片的叙事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并通过对具体影片的分析,还原"十七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建情景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情,同时总结这一时期的影片特点,为当下此类影片创作提供参考.     

论张暖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边地想象”与文化蕴涵

分别拍摄于80、90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青春祭》、《云南故事》相较于建国十七年时期的同类影片,可谓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云南边地的想象性建构,其中也体现出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重新审视。然而,这种思考与审视依然是一种外部的视角,未能真正深入少数民族文化的内部。相对于长期被视为正统的中原,边地依然被建构为"他者"。对影片中这一复杂文化蕴涵的关注与反思,无疑对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与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命运弹唱：新疆哈萨克族题材电影《鲜花》审美研究

《鲜花》是一部富有新疆特色的本土电影,影片展现了哈萨克族浓郁的风情,通过对主人公鲜花命运的影像叙事,鲜明地张扬了哈萨克族的文化艺术和民族精神.在当今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新疆古朴纯净的民族文化无疑是净化社会风气、建设大美新疆的重要水分.     

“十七年”戏曲电影女性形象探析

受到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十七年成为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十七年戏曲电影的叙述主体、话语环境、社会表意机制相互交织和推动的结果,十七年戏曲电影中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时期意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其女性形象主要有四类:勇敢追求爱情者;巾帼不让须眉者;不屈抗争者;新中国建设者。展现出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性别平等意识的萌发,女性叛逆性格与反抗精神的凸显。     

全球化语境中蒙古族题材电影荧幕文化的“消解”与“建构”

从全球化语境下蒙古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来看,包括《季风中的马》、《蓝色骑士》在内的一些影片正在消解90年代《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等影片曾经对蒙古民族雄性文化的建构。但由于民族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创作者民族文化身份存在的客观性,新世纪的这种消解和曾经的建构之间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境地并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则有待于所有热爱蒙古族电影的工作者的集体努力。     

《文艺报》与“十七年”大众读者批评舆论建构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参与了读者批评舆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文艺报》建构人民大众读者批评空间的历史角色表现为:读者身份引入和存在的潜在策略需要;"双百"方针推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等斗争中,《文艺报》积极建构人民大众读者批评空间,彰显权威建构批评规范及制造文化认同的媒介价值观。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全球化时代西藏题材电影形象研究

在国际传播视域下,西藏题材电影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境遇:一方面是展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进行西藏的"独立国想象"和妖魔化中国的重要战场。尽管近年来中国也有不少影片表现西藏主题,然而面对以好莱坞为代表传奇性叙事方式的欧美电影,中国表现西藏题材的电影难以跻身于全球文化市场。本文既批判欧美电影在表现西藏形象方面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又审视中国西藏题材电影在表现西藏形象中还存在的"东方人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为通过电影艺术建构客观、真实的西藏形象提供了叙事策略。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不彻底性刍议

“女性主义电影就是包含女性主义立场的电影创作、批评及理论建构.”[1]1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英国电影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 1975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2]影响最大,它以符号学和精神分析为基础,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严谨的理论框架.[1]3-4 李玉是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生代女导演,是中国大陆目前最知名的年轻女导演之一.她执导过的影片包括《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4)、《苹果》(2006)、《观音山》(2010)和《二次曝光》(2012).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角度出发,以下四点可简要描述出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表达特点: 一、女性主体的建构及欲望表达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是唯一的女主角,她们大多生活在缺乏男人的世界里,或丧偶、或离异、或自主选择单身.也就是说,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不再是影片中男性的“他者”,是男性欲望或意义的能指;相反,她们是独立的存在,通过建立女性的绝对主角身份,李玉的电影成功地建构了女性的主体地位.     

“十七年”电影中社会记忆的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了战争洗礼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百废待兴。新生政权对社会记忆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语境,遵循着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也影响着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创作。对于这个时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而言,任何对过去社会记忆的生成和改写都是为了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保障政治权威的有力手段,从而达到广大民众对民族国家认同的目的。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中国当代女性电影思潮的流变、意义及悖论

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电影完成了一个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成长的神话到生存的寓言,从差异性的苦恼到差异性的维护,从电影主题的女性自觉到电影语言的女性自觉,从造型表现主义到静观写实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女性意识日益深化并世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初步建立。女性电影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基于民族/阶级/代际政治的影像建构,在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对于性别政治的突出,往往成为主流文化遮蔽其他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女性电影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也是一个共谋的角色。     

山神之死——试论《最后的山神》文化符号的影像化建构、解构和人化重构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将鄂伦春人尊崇的山神建构为整个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山神树被砍伐这一影像意味着山神死了,这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影像化结构.山神这一文化符号附在孟金福身上,使孟金福具有了双重文化身份,由此形成了文化符号的人化重构--永恒性的神附着在一个67岁的老人身上,最终必然随着孟金福肉体的消亡而死去.因此,正是通过"山神"符号的建构、解构和人化重构,纪录片预言性地凸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被消解的命运.     

论新世纪以来民族现实题材电影的“现实”表达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现实题材影片创作中体现出更加深沉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文化主体性特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不同民族身份创作者对少数民族现实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给予了积极关注、深深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表达。民族现实题材电影逐渐摆脱对民族历史现实的缅怀与追忆,开始正视和回归理性民族"现实",通过对民族现实世俗生活的真实刻画,在遵照电影艺术叙事规律和法则的前提下,实现了民族现实题材电影民族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提升了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品格。     

文化互动中的身份建构——以三部蒙古族影片为考察对象

新世纪以来,由本族导演创作的蒙古族影片愈发彰显出强烈的族群身份意识,既有对本族文化的深切认同,也有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无奈、苦痛与惆怅。蒙古族导演的身份意识也显示出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来自于渗透、移植、杂糅、互补的文化互动,又受制于导演生活和经历的多元背景。个体差异的凸显,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命力所在。蒙古族内部的多元影像叙事,正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趋向成熟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