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我国第一个地区级民族自治政权的建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大西南第一个创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也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地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它的建立,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和伟大实践,也浸透着邓小平的心血。可以说邓小平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创建的奠基人之一。邓小平十分关心当时甘孜藏区的时局,对其研究和分析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曾两次提到“康东”(即今甘孜州),七次提到“西康”(主要是指当时西康藏族地区)。他以敏锐的思维和高度的政治洞察力,把大西南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突破口选在了甘孜藏区。他指出:“…     

杨东生同志在西藏

1950年初,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急需一批藏族干部。中央军委从全军范围物色,选到了天宝和杨东生同志进藏。他俩都是生长在四川阿坝地区并同时期参加红军的藏族干部。天宝于1月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接着随军进至甘孜。因西康藏族自治区(即后来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即将成立,天宝调任主席而于当年10月初离开西藏工委。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本文选择民国时期出版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五位作者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发现:首先,这些著作均力图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排除在"西藏"概念之外;其次,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归内地行省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安多"与"康"已不属于西藏;再次,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处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     

几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方略

总结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方略,对于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意义。分析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方略,阐述不同时代西藏发展面临的特殊矛盾以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促进西藏发展的方略,有三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一是西藏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央领导集体关注的问题,区别于一般省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支持西藏的发展需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和政策;三是对西藏发展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央“援藏机制”的理论贡献与积极探索

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西藏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在不断探索与调整中,形成了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如何促进西藏发展的"援藏机制"。"援藏机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思想,也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实践形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如何支援帮助西藏,从理论、重要性、政策、途径、方法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与思想基础,为中央"援藏机制"的最终形成完善奠定了基础。     

“第三只眼”看甘孜--对话学者刘斌夫

本刊记者梁黎（以下简称“记”）：刘老师您好!今年11月，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大喜日子。甘孜州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州。对于甘孜，我最初是通过上个世纪30年代孙明经先生西康之行的摄影作品来了解的。孙明经先生的儿子孙健三先生曾经给我讲述过他父亲在西康的种种神奇经历和神秘体验，并将很多幸运保存下来的老照片给我分享。     

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治藏方略

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治藏方略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治藏方略的继承和发展;贯穿其治藏方略的主线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治藏方略是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调查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治藏方略的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其主要思想表现为:审时度势,确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策略--把握西藏工作的大局;关于西藏的理论和政策建设与创新--为西藏工作指明方向;关于西藏的政权建设与创新--为治藏方略提供保障.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制定和实施的治藏方略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才能实现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内地西藏中职班德育工作策略研究 ——以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内地西藏中职班为例

德育工作是内地西藏中职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达到理想的德育工作效果,必须对德育工作的策略进行研究.要在充分了解学生德育状况的基础上,在紧抓德育教育工作共性的前提下,突出内地西藏中职班学生的特性,通过采取"四位一体"的教育策略,开辟内地西藏中职班德育工作新途径,体现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内地西藏中职班德育工作策略研究——以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内地西藏中职班为例

德育工作是内地西藏中职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达到理想的德育工作效果,必须对德育工作的策略进行研究。要在充分了解学生德育状况的基础上,在紧抓德育教育工作共性的前提下,突出内地西藏中职班学生的特性,通过采取"四位一体"的教育策略,开辟内地西藏中职班德育工作新途径,体现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内地西藏班教育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内地西藏班(校)这一国家特殊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绩,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法,分析了内地西藏班的发展现存问题,提出给内地西藏班学生配备藏汉双语教材和藏汉双语教师,开设汉语、藏语双语课程的"一校两制"模式。     

藏族僧人的社会调解活动考辨——以15世纪之前的藏传佛教为例

藏族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僧人参与社会纠纷,甚至是军事斗争调解的史实,但这些记载大多过于简略,存在进一步考辨的必要。经过考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纷争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西藏地方政权瓦解和中央政权交替的时期;地点则主要是在前藏和西康。藏族高僧参与这些纠纷的调解,一方面促进了其自身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述论

近代外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梳理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入藏与打通印缅一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之特点。     

珠牡与珀涅罗珀"待救"的文化比较

本文通过对东西方两大史诗<奥德赛>、<格萨尔王传>中两位女主人公珠牡与珀涅罗珀"待救"境地的比较,展示出东西方两大史诗中女主人公在情感、时代和民族等方面的异同,揭示出珠牡与珀涅罗珀"待救"的社会根源,进而挖掘出含蕴母题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东方的藏民族文化,以便对其认识更深入,更全面,更具有学术价值.     

“青海学”刍议

青海地处内地、西藏、蒙古、中亚(今新疆)之间,此间发生的诸多事件,是明清交际时期中国和内陆亚洲许多决定性历史进程的源头.从雍正朝开始,青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行政区划单位,这里设立了理藩院新分支机构——驻西宁办事大臣,地位日益重要.在高度多样性的人类环境中,青海独特的历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管理各方面都有着自我界定的中心,并牵涉毗邻的更大外部世界.青海学应该成为一项专门地域学科,其发展将促进整个中国和内陆亚洲各领域研究的深入.     

近代中英关于西藏“宗主权”的交涉

20世纪初,英国以仅承认名义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事实上视西藏为“独立国”作为策动西藏独立的策略,持续近50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清朝、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决反对英国的“宗主权”谬论.中荚交涉西藏“宗主权”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制造独立的斗争.     

也谈西藏和平解放与“一国两制”

"两制并存"与"一国两制"涵义不尽相同。把"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现实断定为西藏实践过"一国两制"的政策,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所谓"一国两制"政策在西藏招致失败或终止更是子虚乌有,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政治制度也并非"原封未动",同解放前相比,尤其是同"十七条协议"的有关条文相比,西藏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性质已经部分地发生了质变。而达赖集团所谓的"一国两制",其实质和要害则是"两国两制"。     

外国电影中的藏文化“刻板印象”

文章以《喜马拉雅》、《盐程万里》、《色戒》、《旅行者与魔术师》等国外新近有关藏族文化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分析了藏文化意象在这些电影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文章认为,当代藏文化电影作品延续了过去西方白人文化的“香格里拉”印象,在现代文化的“他者”之维上,继续加强了藏文化作为文化另类的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藏族文化认同方面有双重影响: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同时又形成了藏文化未来发展的障碍。     

70年来“西藏和平解放研究”述评

经过7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方面汇集成“国家领导人与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成就和经验、意义”“‘十七条协议’相关研究”等重要专题,相关研究具备政治性和周期性特色,从历史叙事向空间叙事不断发展,研究者群体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深入挖掘西藏和平解放口述史资料,从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对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专门研究应是今后学界相关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