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在救灾中的作用

在宋代的救灾工作尤其是事关救灾成败的抄札和赈济环节中,乡村行政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参与既确保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又节约了救灾成本。乡村行政组织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联系官府与民众的中介环节的作用。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新时期党和国家救灾减灾举措及其基本经验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把救灾减灾事业纳入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探索救灾减灾事业规律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规范救灾减灾政策措施、建立救灾减灾的保障体制和机制、提升各种救灾减灾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新局面.总结当代中国救灾减灾事业顺利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继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救灾减灾能力,提升应对和处理紧急事件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节约渡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1949年,中国在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执行了救灾运动与节约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政府各机关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同时依托新成立的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军区系统积极响应,并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及节约捐助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救灾物资不足的缺陷,救济了大量灾民,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危机治理能力.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也为此后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     

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发展初论

非政府组织是公共领域十分重要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来,非政府组织处于公共领域的后台,直接介入公共事件的情况并不多。汶川地震给国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把非政府组组织推向了前台。灾难同时蕴藏着危险和机遇,大地震给非政府组织的不仅仅是严峻的考验,还有宝贵的发展契机。考验分为救灾过程中各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对非政府组织的需求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利用现有资源、突破自身局限;发展契机来源于灾难本身所提供的平台、政府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完善以及非政府组织救灾进程中自身经验的积累。纵观救灾全程,非政府组织以突出的表现赢得了公民的认同。因此,研究非政府组织是当前的一大热潮。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发,义赈活动快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影响巨大。民国时期河南义赈主要表现为个体名人善士、区域性群众性团体和国内外慈善团体灾后积极参与救灾。相比较而言,在各种救灾团体中,华洋义赈会是各种义赈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义赈组织,其施赈范围和力度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民国时期河南义赈无论从其救灾思想还是从其具体的救灾措施来看,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实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     

复杂环境下地震灾害应急救灾协同机制:一个实证分析

灾害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维护经济社会发展长治久安,以及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和优越性充分展现的战略部署。根据治理理论与协同学理论,通过对汶川、玉树等高原地震应急救灾的问卷调查和案例资料,探讨了政府主导社会基于支持保障体系的应急救灾协同机制实现路径,阐述了破坏性地震应急救灾何以协同、为何协同以与如何协同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要求,提出了加强灾害应急管理及科学引导社会参与救灾等优化对策。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之困境及对策研究——以非典时期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为研究个案

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它们在很多方面如救灾、社会救助等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产物,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但如何把非营利组织的潜力给予最大程度的挖掘,需要非营利组织自身、民众,特别是政府部门等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与协作,本文以"非典"时期非营利组织的相关活动为研究个案,分析其在组织机制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尝试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民国时期社会组织在救灾中的作为追溯——以1920年甘肃大地震为例

1920年甘肃大地震,灾黎遍野,由于政府救灾功能弱化,社会救灾力量进入国家场域,成为赈灾主力.凭借传统士绅影响力凝聚起来的地方团体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愿望与社会诉求达成一致,赈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代知识精英逐渐从地方团体中分离出来组建更具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并最终与更大范围内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重构,揭示了中国的慈善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轨迹.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救灾制度的考察

民国时期,为了适应救灾的严峻形势,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的救灾机构,救灾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救灾法规,做到救灾有法可依,赈灾规范有序,特别对救灾人员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力图从人员素质上保证救灾高效化。此外,国民政府还实行一系列临时政策,以应对各地多发的灾害。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防范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的对策建议——以余姚“菲特”台风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为切入点

现代救灾能力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时代,特重大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性与网络相结合,网络对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进行围观,引起网络舆论质变,可能引发网络公共事件,造成社会风险,对政府灾害救助能力提出新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现代救灾能力不强、灾害信息发布机制存在缺陷、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落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失当等。防范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要厘清其转化机制,重点掌握其酝酿、发生、发展、高潮、平息五个阶段特征。实践中,应按照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着力加快政府现代救灾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增强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改进官媒灾难报道方式,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同时完善网络监管,倡导网络自律。     

民国时期的赈灾启事研究——以1931年《申报》报道为例

发布赈灾启事是民国时期灾荒发生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和参与救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赈灾机制中的一个必要程序.赈灾启事分为乞赈、报告、鸣谢等类型,有不同的发布主体.启事中反映出社会参与赈灾的多样化助赈方式.每个发布主体都非常讲究启事的行文、措辞和图片设计,注重启事表述的语言艺术,并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某种诉求.     

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

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的恶性案例、光绪山东惠民水灾的良性案例与宣统直隶保定新法防疫三个清代救灾案例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由救灾体制所代表的社会危机公共管理体制,在清中后期,伴随社会变动而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表明,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使救灾效能比较显著。这是社会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体现。可见清末"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的作用"并未下降,反而在体制转型中更加开放、多元、强化而有效。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试论周恩来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

周恩来一直把减灾防灾救灾看成是治国安邦、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不仅经常不避危险、亲临救灾抗灾第一线,而且亲自领导救灾防灾抗灾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可持续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他不仅探究灾害的自然原因、客观原因,而且分析了灾害的政治原因、主观人为因素.他不仅要求加强对减灾防灾救灾的领导,而且要求改善领导.他既重视防灾、救灾长期坚持的恒心,也重视多难兴邦的信心.周恩来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周到而深刻、丰富而全面,不仅对建立中国减灾学,而且对指导近年的减灾防灾救灾工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47年广东特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策略

1947年广东特大洪灾发生后,广东地方政府迅速成立救灾委员会,领导救灾工作,控制灾情蔓延并进行危机管理。广东省各级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在这次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反应及时、应对有方,在直接救灾和间接救灾两个层面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除了履行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之外,还能够充分发挥慈善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消减危机的负面效应,但在危机减轻、预备和恢复方面却成效甚微,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作为。     

基于程序的清代地方救灾结构分析——以晋东南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救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报灾、勘灾、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些制度保证了救灾的规范有序和行之有效。从晋东南方志记录的情况来看,虽然程序的规范对于提高救灾水平和防止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同时,机械、刻板的程序也影响救灾的效率,对此,地方官员在救灾实践中不拘成法,因地制宜地积极应对,在程序与效率中寻找动态的平衡。此外,面对灾害,政府部门常常难以作出迅速的反应,这里既有政治生态的问题,同时也存在通讯交通不畅及其它复杂的情势,但归根结底关键是人的问题。救灾实践证明,若能做到防患未然则胜于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