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观偏差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贯彻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态度以及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从博弈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主观偏差行为的表现形式及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博弈机理,探讨实现有效博弈均衡的参数条件,并就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绩效提出制度创新建议。     

飞地经济中的“猎鹿困境”及其消解——基于博弈分析的视角

飞地经济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能打破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畅通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互利共赢。然而,实践中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罔顾“互利共赢”的最优策略,产生“消极应对”甚至“单打独斗”的现象。这表明,飞地经济的合作陷入了“猎鹿困境”。为了更好地认识且消解这一发展困境,以修正后的猎鹿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对地方政府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博弈行为及其博弈均衡条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以衢州海创园为案例,进行博弈策略设计,以期帮助地方政府走出“猎鹿困境”,亦为促进飞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演化博弈的政府雇员监管研究

借鉴演化博弈论分析政府雇员之间、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博弈关系.首先,构建政府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不努力”的额外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及无形损失、“努力”的奖金收入及无形收益、“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其次,构建政府与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群体和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政府是否选择“监管”,与“监管”成本、“不努力”雇员的违约金、政府未尽到“监管”职责且雇员“不努力”时受到的“惩罚”等参数相关；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努力”成本、“不努力”的额外收益、“努力”的奖金额与无形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与无形损失、“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     

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政府间行为博弈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在分析京津冀都市圈政府行为博弈背景的基础上,将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的政府间行为关系抽象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关系,通过建立相应的博弈分析模型,得出各级政府在博弈的不同阶段的最适策略选择,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政府引导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数值仿真视角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驱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时常面临着“市场失灵”的困境.“无形之手”的“失灵”需要“有形之手”的及时补缺补位.为此,本文从政府引导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作用机制出发,运用演化博弈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了市场机制下产学研协同创新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政府引导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优化,并对两种机制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选择策略进行了仿真模拟.结果 表明:政府引导下产学研双方达成合作的部分条件更容易得到满足,其引导作用能通过改变协同创新收益、赔偿系数以及协同创新成本对博弈策略的影响效果,显著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现.     

政府转型与管理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作为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其本身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和体现。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要求,政府创新也是地方政府自主权扩大的结果。地方政府创新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地方政府创新的“问题驱动”和“体制约束”双重特点的分析发现,中国政治发展将会在“改革过程中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和“现有体制自身的约束”这种双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这是一种渐进演化的政治发展模式。     

政府间竞争与制度变迁

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角度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过程。由于各级政府广泛存在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了逐利性政府的形成,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府会获得新制度的“创新租金”和额外收益。因而,在最大化其自身收益的动机和政府竞争的压力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推动制度创新的偏好。事实上,政府为满足制度创新这一相同偏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这形成了不同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式之间又存在着“先进的相对性”。通过产品市场的“传导”,相对先进的制度安排会取代落后的制度安排,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先行改革地区的政府制度创新行为与过程

本文针对当前两种理论观点解释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创新行为与过程之不足 ,通过考察先行改革者在制度创新激励与风险并存条件下的能力与动机 ,提出了先行改革者以信息披露为手段 ,控制组织内成员、上级部门与公众机构分别进入创新博弈的策略决定过程的理论 ,并以我国由下而上的体制改革试验验证了这个观点。     

地方政府创新的配套、认同与扩展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伴随社会转型的逐步展开,特别是经济体制的迅速转轨,地方政府创新也不断地从适应性增长创新、竞争性增长创新走向对策性发展创新。目前地方政府创新仍然处在自发阶段,局部的、零碎的、形式化的创新虽然很热闹,但并不总是服务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公正、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体制的建立。要成功地将地方政府创新引入自觉阶段,就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创新的整体战略目标,积极引导已有的和正在展开的地方政府创新采取配套整合、行销认同与传播扩展的策略。     

数字政府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实现策略

数字政府服务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分析宁波"最多跑一次"改革、昆明"互联网+N"智慧政务、银川数字政府建设案例,揭示不同案例的创新实践过程,提炼相应的创新成功条件、影响因素、实现策略,可以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作用和制度创新作用共同影响了数字政府服务创新的网络演化过程,共同塑造了不同的创新品牌和成功经验.对于地方政府决策者而言,应结合自身环境、成功条件及自身能力的差异性,选择保持成功策略、持续创新策略或改进成功策略,以更恰当的方式触动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要素并保持其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服务创新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