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京城外来女的婚育模式

以１９９５年北京市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从人户分离的人口中，探索外来女性的婚育模式。文章从年龄、职业、原住地的类型等方面揭示外来女的特殊婚姻模式；还从生育率的年龄分布、孩次分布、孩次递进率等方面，将外来女与京城女性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外来女生育模式的重要因素，因而社会发展是转变外来女生育模式的希望所在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北京市家庭户规模的分解研究

本文根据北京市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北京市家庭户规模进行了不同婚姻状况人口的分解分析。通过将婚姻与家庭联系起来的分析，本文试图揭示婚姻与婚姻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尝试对婚姻和家庭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大规模常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一资料的深入开发也具有启发意义。分析得到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并就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作为深入研究的待定假说。     

省际人口迁移中的老年人口

本文利用１９９５年北京市１％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描述省际迁入或流入北京市的老年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北京市非迁移老年人口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从家庭户层次对有老年人迁入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对老年人迁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北京市近年来家庭户变动趋势──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家庭户资料的初步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北京市家庭户的发展状况和近年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初步分析。北京市近年来家庭户平均规模不断缩小，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每户中少儿人数的减少。其性别年龄别户主率的比较分析表明，１９９５年户主率水平反而比１９９０年有所下降。然而从老年人口的户居类型分布比例来看，空巢夫妇户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表明北京市家庭户处于核心化的过程之中。但是，总体的家庭核心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老年人在三代户生活的比例增加和在单身户生活的比例减少等比较复杂的情况。     

论婚姻管理和生育管理必须同步

针对当前人口出生高峰,各地都加强了对婚育人群的生育管理,特别是加强了人口计划的管理,不少地方在年度人口计划中,还实行“双轨”控制,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年度人口计划还是时有突破,究其原因主要是早婚早育的冲击和影响。早婚早育的治理问题长期进展不大,甚至陷入当前困境,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婚姻管理措施软化,婚姻管理同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不配套,致     

江苏外来女婚恋观念和婚育现状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后 ,众多女性人口流入江苏省。她们年龄构成轻 ,文化程度偏低 ,其婚恋生育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居民的影响 ,但又相对复杂。外来女性人口的早婚比例较高 ,而打工妹的未婚率则相对高得多 ,她们的生育观念更接近城市女性 ,生育水平也与城市接近 ,这一现状的形成既有自觉的因素 ,也有无奈的选择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系统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在理想初婚年龄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质量,尤其是网络成员的平均理想初婚年龄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有显著影响;在初婚行为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可以降低男性农民工早婚的风险。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和降低早婚风险也有一定影响。     

论大都市外来劳动力变动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以北京市为例

乡城人口流迁是城镇化的产物。中国正在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而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是在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在分析北京市目前就业压力和来源、流动人口的变动与城市就业的关系及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关于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框架。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治理早婚早育环境,建立晚婚晚育新秩序的思考

近年的人口发展形势表明,早育、多胎生育是我国高出生率人口回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加剧了当前人口生育高峰期的拥挤现象。1987年全国有610多万人未到法定年龄就结婚,在一些农村,早婚、早育、非法同居、非婚生育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河南省浚县城关乡1987年1月到1988年2月间共结婚808对,其中249对女方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早婚率为30.82％,晚婚率仅13.86％。山东省     

中国劳动力流迁的动因与成本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经济型、事业型和环境型三类流迁人口，而经济因素是劳动力流迁的基本动因。流迁人口在追求新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过程中，支付了较高的迁移成本。导致迁移成本偏高的主要因素是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等。本文在对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偏高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改革现行相关制度以降低劳动力流迁成本提出了对策建议。     

流迁人口研究

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是很难严格区分开的，所以有人干脆用人口移动（Move）来包括上述两个概念。在中国，因为存在着严格的户口制度，由此产生了一批户口没有迁移，但人已经实际迁移的人口。笔者曾给这类人一个称呼：“流迁人口”，以示这批人口界于有户口的迁移与流动人口之间，并且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全国、上海、福建等地的流迁人口作了初步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中国的流迁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有必要对流迁人口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概念的界定与资料评估流迁人口指的是没户口迁移而长期移动的人口。为…     

论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增长、特征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以上海市为例

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了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迅速增长即城乡通婚潮。两地户口婚姻以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为主要结合形式，城市男性的年龄分布相当离散，文化程度上表现为城市较低阶层与流入人口的中高层的般配结合；两地户口婚姻在城市的常住地主要是城郊结合部，呈现“脊环”分布；外地一方的来源地分布表现出静态的距离摩擦和动态的距离吸引。通婚潮是８０年代民工潮的逻辑延伸，标志着城市对农村由经济性开放走向社会性开放；两地户口婚姻的构成特征体现了城乡通婚的边缘性和城市户口的实用价值；这类婚姻正在制造新的婚姻困难人群，并且对城市人口的总量控制构成了新挑战。     

我国流动人口基本态势研究

流动人口是一种广义迁移人口，利用四普资料抽样数据和 1995年全国 1％抽样调查资料，本文研究了我国流动人口分类和原因，流入、流出地的分布、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婚姻状态、文化、职业分布等。     

深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十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口的自发流动是要受到限制的，因而不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浪潮，另一方面，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发挥作用，自农村流入城市的流迁人口的社会身份始终是农民。于是，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迁使得在原来彼此隔离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内部的亚二元结构，其中包括城市内的亚二元生育模式。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制度创新不够，管理跟不上，特别是对流迁人口的计划生育的…     

山东省已婚妇女对理想婚龄的意愿

<正> 大力推行晚婚、晚育,是当前控制人口数量、缓解新的人口出生高峰的有效措施之一。近几年,我省早婚现象显著增加,晚婚人数日趋减少。究其原因,理想结婚年龄对早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深入的生育力调查中,为了解已婚妇女对理想结婚年龄的观点,对6,124名已婚妇女询问了“您认为妇女最好是在什么年龄结婚?”“您认为男性最好是在什么年龄结婚?”两个问题,现就得到的有关已婚妇女婚姻意愿的资料,作初步分析。     

全国及分区域不同婚姻状况人口死亡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１９９０年“四普”１％抽样数据，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全国及其城乡和六大区域不同婚姻状况人口死亡率的水平和模式，通过对比分析，给出了全国及其城乡和六大区域不同婚姻人口死亡率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婚姻人口的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差别较大，婚姻因素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