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方言疏证》中音转规律研究

虽然早在西汉的扬雄就已注意到音转现象,但是最早探讨音转理论的乃是清朝戴震。戴震认为音转主要是声纽之转,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考察声转之法,发现声转不外乎两条规律,即＂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同时戴震还指出,韵部也可发生转化。他于《声类表》中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注意阴、阳、入三分,总结出韵部转化的三条规律：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相配互转,三为联贯递转。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方言词、假借词、同源词以及联绵词异形等语音材料的全面考察,得出音转语料128条,这些材料显示的音转规律,不仅可以展示戴震音转理论的科学性,还可以与前辈学者提出的音转理论相补充、相印证。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方言》“通语”再研究

西汉杨雄的《辖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①,简称《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词典,它与《尔雅》、《说文》一起被人们称为中国汉代的三大语言学巨著。历史上研究《方言》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取得成就最大的有晋代的郭璞、清代的戴震和钱绎。尽管前人在研究《方言》的工作中已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需要人们进一步探索。请看下面例子:     

《说文解字》同训词研究

立足于《说文解字》同训词来研究与之相关的同义现象、非同义现象、同义现象的同源关系以及非同义现象的分类等,有助于分析同义同训词的同源关系。分析主要从同义同训词声韵的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依据是王力先生《同源字论》的思想,按照同义同训词声韵的通转关系来判断同源关系。再将非同义同训词加以分类,分成两种情况,即"以种系属"类和"双音节名物类单纯词"。在以种系属类里又分成四种情况,并对这一类同训词做简单的规范。     

整理《方言疏证》之我见——戴震《方言疏证》校勘方法之研究

扬雄的《方言》屡经翻刻,断烂讹误,几不可读.鉴于此,清代戴震广泛运用他校法、理校法、本校法和对校法,对《方言》进行了校勘.其《方言疏证》共改正讹字281个,删却衍字17个,补充脱文27处,成为《方言》的一个善本.     

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论《释名》的方言研究

《释名》中有 4 0条方言研究材料。《释名》是一部以东汉通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它不代表青徐方音。《释名》的方言研究材料反映了青徐、冀兖、荆豫等地区的若干方音特征 ,并客观表现了方言词语的构词特点。《释名》在方言史、方言学史以及词汇史、词汇学史和词源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     

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及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意义

贾昌朝(997—1065),字子明,与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同时。著《群经音辨》、《通纪》、《时令》、《奏议》,《文集》计百二十二卷。《宋史》有传。《群经音辨》(以下简称《音辨》)一书,旨在辨析读音,昌明经义。先秦古书中的文字及其意义,屡经转变,并因方言等的关系,往往阅读困难,所以汉魂以来有不少学者加以注释。同时加上中古去古久远,经义音训更有必要。贾昌朝之前,就有《周易音》、《尚书音》、《毛诗音》、《礼记音》、《史记音义》、《汉书集解音义》等,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论反训

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有正反两义共词的现象。正反两义所共之词,可以名之为“反训词”。基于此,训诂学有所谓反训条例。这一条例,从《尔雅》成书起,中经司马迁撮译《尚书》、扬雄作《方言》、许慎写《说文》、郭璞为《尔雅》和《方言》作注,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两千余年,一直被绝大多数训诂学家所确认。但近四十年来,反训条例受到不少攻讦。第一个起来发难的是郭老。他说:“在这儿我顺便还要解决一个字,便是《楚辞》在煞尾处每每要用短歌来作结,称为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对中国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均有较大贡献。他早年受学于俞樾,继承了戴震、王念孙等小学家的治学传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其主要著述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及《国故论衡》(上卷)等。     

《通雅》音训特色及其对清人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其《通雅》中大量使用音训,并力求使音义关系的研究科学化。他明确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主张,对清代训诂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郭璞《方言》注释中的“声转”和“语转”——兼与董志翘同志商榷

“声转”和“语转”,是用以训释语言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表现其语音差异的训诂条例。“语转”,在杨雄的《方言》中已见,郭注《方言》中亦用“语转”,并见“声转”。后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释大》等,亦多用“声转”和“语转”的条例,从语音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然而,对郭注中的“声转”、“语转”如何解释,尚有不同的意见。董志翘同志认     

郑氏字学抉要

郑氏文字学尊许,考字以《说文》为准.《说文逸字》志在恢复本书之旧;《说文新附考》判断徐氏新附字、《汉简笺正》考辨郭氏“古文”,俱以《说文》为正.明正俗乃是郑氏字学的要旨,方言、异字、释佛书、辞章体物字率多著俗,固所不许;但以考辨正俗,推绎俗字孳乳,揭橥赋家用字之秘.而辨形则明字体演变,审音则使辨形精到,明义则资名实考证...     

论钱绎《方言笺疏》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戴震倡导以文字声训贯通经史研究,其<方言疏证>就是这一主张的切实体现和具体成果,在清代语言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钱绎的<方言笺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方言疏证>的注释方法和材料,最重要的则在于发扬了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体现出了不蹈成见、信而有征的特点.钱绎<方言笺疏>就是在戴震<方言疏证>奠定的条例和格局基础上,再加申发和补充所取得的硕果.不仅如此,<方言笺疏>还吸收了更多前人和同时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既保存了许多有益的训诂材料,又对这些观点和材料进行了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方言笺疏>无疑汇集了乾嘉时期最前沿的训诂研究成果,体现了独有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现代语言学思想的滥觞——简评《古韵标准》的方言比证法

《古韵标准》是清代学者江永研究古音分部的力作。《古韵标准》一书涉及的方言材料很多,通过初步整理,可以把江永使用的方言材料归纳为五种类型：（1）直接阐述方言的重要性;（2）以方音证明语音的演变;（3）以方音说明方言和通语的语音对应;（4）以方音证明古音的分合关系;（5）用方音解释古韵特例。江永“方言比证”的研究思路,实际上要超过欧洲语言学家一个多世纪。     

新大学人

张洋，女，1945年11月出生。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国际双语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张洋教授从事汉维语语音及方言、双语研究，曾应邀去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访问和讲学，主持国家课题及省部级课题各一项，参加国家课题、国际合作课题等共3项；出版《哈密方言研究》、《汉维语音对比研究与维吾尔语语音析辨》专著两部，参加《中国少数民…     

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与上古楚方音

本文论述:1.上古冬部因时期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归向:先秦时期在西北方言中近于侵部,在东南楚方言中近于东部;2.战国以后东、冬、阳三部互通成为楚方言的一大特色;3.幽部兼通东、冬、阳三部,是上古楚方言的又一特点;4.现代湘、赣方言“农(犭农)”二字的读音与上古楚方音相关。 1 在上古韵部的划分中,冬部的独立与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冬部与东、侵两部的关系从清儒到现代学者一直聚讼未决。或以东、冬不分,如顾炎武《古音表》、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早年)《六书音韵表》、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王念孙(早年)《与李方伯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于省吾(释(?)、吕兼论古韵东冬的分     

关于戴震的生年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杰出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卒子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即公元一七七七年,诸说一致。关于戴震的生年,一些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工具书和著述均记生于一七二三年。如《辞海》、《辞源》、《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古代史》(南开大学)、《中国简史》、《中国通史纲要》、《戴震哲学著作选注》等。考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先生以十二     

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史传戴震纂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因为二志未署戴名,所以引发后人质疑,通过以二志内容及戴震纂修主张,与署名纂修人汾州知府孙和相所修的《中牟县志》内容相比较,参证北京大学收藏的戴震手稿中的修志稿件,证明二志确出戴震之手;并进一步通过戴震的论述和他与章学诚的讨论,归纳了戴震修志的五点主张。戴震手稿共23篇文章,包括有关《汾州府志》文章四篇,有关《汾阳县志》文章四篇,有关修志文章三篇,有关家乡歙县山水文章二篇,有关其他经典文章四篇、杂文六篇。胡适先生曾撰长篇跋文,予以考评。经过重新分析考证,对23篇文章是否戴震作品,及有关的问题和胡适先生的意见,做了新的评议及结论。确定23篇中绝大多数是戴震的作品,少数是戴震改定作品的原稿,只有段玉裁作黄烈妇庙碑一篇,完全与戴震无关。旧说戴震手稿是抄本有误,确实是戴震的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