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戴礼记》源流的几个问题

《大戴礼记》是儒家一部重要典籍,但其源流方面迄今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成书时代及渊源,编撰之作 者,与《小戴礼记》之关系,今之十三卷本之由来等。《大戴礼记》确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它是戴德在所受后仓基 础上增益而成的。今本是大戴原本的节选本,而非残佚之本,更非伪作之品。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考

根据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铭文,"立事"意为主持事务,禀行政治权力,但《曾子立事》主要讲君子博学、笃行、忠信、事君父、敬师长之事,篇题《立事》与内容矛盾还是有更深刻的思想根源?隋唐时期,《曾子》有两个版本,一是《大戴礼记.曾子》,一是二卷本《曾子》,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二卷本《曾子》作《修身》,它们谁先谁后?谁真谁伪?我们借助上博简《内礼》和战国时期的立事铭文,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困惑进行了检讨。     

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

楚竹简《内礼》的面世,表明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比较《内礼》与《曾子》,可为考察《曾子》一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提供助益。     

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复原《施顾注坡诗》之我见

一、施顾注本之价值 南宋宁宗年间,施元之、施宿、顾禧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苏轼诗注本,简称《施顾注坡诗》。该书具有不容忽视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这可从四方面加以论证。 一曰编年胜于分类。自南宋至清,流传最广的苏轼诗注本是《百家注分类东坡诗》。此书有宋、元所刻二十五卷本及明、清流传的三十二卷本,二者皆以类相从,编收苏轼诗。《施顾注坡诗》乃按年编次,更为合理。清儒考订苏诗编年,颇有建树,都是以施顾注本为基础而进行的。     

《魏源全集》各书版本概说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除此次整理《魏源全集》中所搜集到的存世刊本(或抄本)17种外,据传记资料记载并不完全的统计,其失传的佚书尚有如下两类:一是仅存书名者,计有《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学文选》等9种;二是存书名和序或叙而正文失传者,计有《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录》、《孙子集注》、《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6种。魏源存世著作的版本情况亦较复杂,其突出表现为:如“《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     

现行十卷本《吴越春秋》考识

<正> (一)赵晔的《吴越春秋》在唐以前的史籍目录中,都记为十二卷.宋代开始出现分歧.《宋志》录《吴越春秋》十卷.目前所知《吴越春秋》最早的刊本是宋代汪纲刻本,著录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其后继有元大德十年刻本.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书中有徐天祜序和音注.后代刻本多以元本为据,一般是十卷本.明清几部重要的藏书目如万历间徐(火勃)《红雨楼书目》"旁史类"、祁承业《澹生堂藏书目录》"霸史类"、高儒《百川书志》"杂史类"等,皆云赵晔撰《吴越春秋》十卷.从《汉魏丛书》起,出现了六卷本《吴越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魏丛书》所载,合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夜雨秋灯录》、《夜雨秋灯续录》

岳麓书社1985年10月出版了清末宣鼎著《夜雨秋灯录》的新校点本。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校点本所依据的十二卷本,并非《夜雨秋灯录》的初版,而是经书商篡乱的伪本。因此,有必要对咳夜雨秋灯录》的版本加以考辨,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据作者《自序》,是他四十岁那年,即同治十年(1871)开始创作的,三年之后,即在同治十三年(1874)完成,共一百一十五篇。光绪三年(1877)《夜雨秋灯录》由上海申报馆以仿聚珍版印行。全书八卷,一百一十五篇,书前有蔡尔康的《序》和     

《拾遗记》确为王嘉所作补证——兼论不同卷数版本的关系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前人多有论述,如“王嘉说”、“虞义说”、“萧绮说”等,莫衷一是.笔者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找到了多条材料能够进一步证明原本《拾遗记》确实出自王嘉之手,萧绮《拾遗记序》中所说“搜检残遗”并非虚言.同时,有关《拾遗记》的版本,卷数上有二卷本、十卷本、三卷本、十九卷本之别,不同卷数版本的出现是古书整理流传的方式和古人著书通例的结果.     

《文选》五臣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形式之变化

《文选》五臣注在从单刻本发展到与李善注的合刻本后,正文注释的位置发生了调整变化,而五臣音注的形式与其位置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位置的变动,合刻本调整了部分五臣音注的形式,使之仍然符合五臣单注本音注的基本体例：一是为避讳改＂反＂为＂切＂;二是当音注后增添校语或正文注时,增＂音、切、声＂字;三是当音注后正文注被移走时,删＂音、切、声＂。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庄子》早期流传情况一辨——从《淮南子&#183;修务训》注文谈起

《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文涉及到《庄子》篇数的记载,且不同版本中有"三十三篇"、"廿三篇"两种异文.后世多以此作为《庄子》在汉代已有不同版本流传的依据,但通过对〈庄子》成书过程及《吕氏春秋》高诱注文相关记栽的考察可知,异文均为"五十二篇"之讹.汉代流传的《庄子》当为五十二篇系统之本,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以《淮南子》高诱注文为依据来说明《庄子》在汉代已有不同版本的流传.     

《泰泉集》版本初探

《泰泉集》是明中期岭南著名学者黄佐的诗文全集,该集对研究黄佐本人、岭南历史文化以及明代历史文化都具有重要价值。《泰泉集》有60卷本、10卷本、1卷本三种本子行世,各本又有不同的刻本,其版本问题比较复杂。研究《泰泉集》的版本问题,对提高这部珍贵历史文献的使用价值,了解《泰泉集》的刻梓、收藏、流传,明清时期的私家刻书和文献流传情况,以及《泰泉集》历代收藏家的情况等,均有裨益。     

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

上博简《容成氏》篇内容丰富,性质较为特殊,是了解战国社会思潮的一篇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关于其学派归属问题,大致有儒家、墨家、纵横家等不同说法。分析是篇内容,可以看到,其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而这正是儒家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思路。从《容成氏》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     

《史记》相关重要问题和新版《史记》修订情况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其记事下限应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史记》成书后不久即有十篇亡佚,而后好事者多有续补。《史记》采取了"纪传书表"体这一综合性的述史体例,其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史料价值极高。司马迁关于苏秦、张仪事迹的记载真实可信。《史记》版本众多,流传情况复杂。中华书局修订本参考了景祐本、绍兴本、黄善夫本等多种珍贵版本,广泛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全面覆覈了三家注引文,撰写校勘记约3500条,改动标点6000余处。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三)

<正> 《读四书大全说》版本情况及补校记略《读四书大全说》十卷,有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其先金陵本《船山遗书》及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曾收入。1983年又得衡阳王鹏发现之旧抄本一,为本书之第七卷,包括《论语·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五篇。所据以校勘者,惟此四种版本。     

《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

光绪二年刊行的《书目答问》是《四库提要》之后最重要的目录书,影响极大.各地翻刻重印版本甚多,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校勘的贵阳刻本就是一个很好的重刻本,王秉恩对本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和"正",改动原书达四百余处,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惜其流传不广.1931年印行的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对《书目答问》作了全面的"补"、"正"工作,影响最大.然而范氏未能广聚众本校勘.特别是没有看到贵阳刻本,未能利用王秉恩的成果,诚为研究《书目答问》之一大憾事.且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王秉恩及其校刻之书,均有很大研究价值.     

曹操军事思想十题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曹操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至死于斯。社会环境造就了曹操。他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少即习武,“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长而为尉,即亲武事。既迁典军校尉,适董卓乱起。自此,鞍马劳顿,倥偬一生。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最终他成了一代军事大家。曹操的军事思想,是祖国军事思想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三国志》注引晋人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隋书·经籍志》记载,曹操作《〈孙子兵法〉注》二卷、《〈孙子兵法〉集解》一卷;《〈太公阴谋〉解》三卷;自撰兵书有《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接要》十卷(另有三卷本),《兵书略要》九卷,《魏武帝兵法》一卷。还有的记载说,曹操曾撰有《司马法注》。上述著作,有的可能是同书异名。但整体可见曹操确曾有过不少兵法著作。这些著作在唐代以后大都失传了,仅有个别著作留下残文。我们现时所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及他本曹操文集中相当部分是军事性的,这些军事教令,极大可能是魏晋时人所辑曹操兵书中的内容。 曹操作有《孙子序》。历代学者据此认为,现存《孙子》十三篇,就是曹操整理删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