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权力与身份建构——以大寨“铁姑娘”为考察对象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铁姑娘”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个独特的象征性符号.本文以大寨作为田野点,以“铁姑娘队”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群体所进行的经验性研究,描述了在“去性别化”的历史境遇下“缺席在场的身体”所经历的被建构过程.而这与国家政治的主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是密不可分的.     

从经济视角看土族文化传承

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传统的土族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土族是青海省独具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之一.本文在对土族文化简单介绍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族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方案.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土族的由来,分布,信仰等.第二部分,作者描述了亲身体验土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出的感受,以及发现的土族所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在互助县彩虹部落附近所做的调查问卷,以具体化数字的形式让读者更加清晰土族的现状.第四部分,解决方案.作者从经济角度针对土族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询问了有关传承人以及普通的土族人民对相关方案的可行性打分.     

民族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调适问题

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欠发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民族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种种"不适",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民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调适是我国少数民族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以云南石林彝族撒尼村寨月湖村为例

民间口头叙事是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是为强化群体认同和巩固群体凝聚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达.本文通过对一个彝族撒尼村寨世代相传的地方性传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月湖村人对本村寨历史的集体记忆和革根阐释,进而说明"小地方"的口述吏不仅隐藏着"大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表达了村寨共同体以及家族力量时村寨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与平衡.     

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以羌族旅游为例

中心与边缘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本文以羌族旅游为研究个案,通过中心/现代性与边缘/传统性的语境分析,再现了在旅游过程中,羌族作为地方传统性的异族形象不断被来自中心的旅游者所强化和认同,另一方面羌族自身又在不断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强化传统性的异族形象的复杂过程,从而揭示出中心与边缘在推进现代性与保持传统性的矛盾过程中对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所带来的双重影响.     

浅谈戏剧语言表现技巧

演出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需要掌握的知识是多种多样的综合体,包括了演员在舞台上有机行动的多种元素,如心理行动、形体行动、互相行动和交流等,这里所阐述的只不过是一个演员需要掌握的小小元素.     

试论元代统治者对元杂剧创作之影响

在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蒙汉民族掀起第一次文化交流高潮的大背景下,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蒙古民族及其统治者对戏曲歌舞的爱好与关注,对元杂剧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当对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文学研究有促进作用或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社会发展总问题"涵义商榷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和重要原则.我国部分学者对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解释为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总和,笔者认为应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全部进程中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问题、中心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论证.     

位于中间的城市化——一个快速扩张和工业化的县城依稀可见的乡土痕迹

本文要讲述的是那些迁移至山东省邹平县城的人们的生活经验,而邹平是一个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县级市.本文认为:这些人生活经验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征.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通常描绘了城乡生活经验之间巨大的社会差异.本文却要讨论的是各种城市新居民群体的经历与其在乡村的过往之间的不同程度的延续性.本文将邹平展现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起调节作用(intermediate)的案例,阐明了其中所包含的迁移的和在地的发展两个方面的特质.本文同时呼吁更多关注生活经验的多元案例,这些案例通常混合了或是超越了城市经验模型所展现的理想型.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论纲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问题是我国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主体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程序问题.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解决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上与刑法的失衡问题.就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单位犯罪诉讼程序所应当包含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论纲式研究.     

新中国的问候

一个叫特里尔的美国人在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这样描述建国初期的边远地区:“一些边疆地区还处在混乱状态,——它们与新中国的关系也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至今仍被某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 然而,特里尔忽视了那个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 4亿5千万中国人中的3千多万少数民族同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严以及对新生活的期待. 就在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前几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个民族的19     

边界与边缘:高校学生民族服饰的认同内涵

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识别民族的最直观的符号标志.作为一个文化事象,当外部的环境发生改变时,民族服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动,其作为族群认同的意义被凸现出来.在关注其表现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族群认同在高校中的深远影响,明确认同边界与认同边缘之间的区别.     

封面学者:陈瑛研究员

学学伦理学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是陈瑛先生经常告诫自己和奉劝后学者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由此一个众所公认的博学、修道、睿智的长者出现在我们面前.     

语言死亡:语言的安全与不安全

语言的死亡,就是指一种语言在一个国家当前全球一体化和都市化两种社会因素影响下从安全到不安全的过程.从安全到不安全从而导致语言死亡是一段危机程度各不相同的距离,且语言的不安全不仅只对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语言而言,也对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而言,甚至还可用于在当前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国家语言所面临的英语危机,以及在国家都市化趋势下方言所面临的消亡危机.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信息传递

在博物馆工作中,陈列展览属于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陈列指基本陈列,展览指临时展览.在对这两者进行形式设计时都需要恰当运用光、色、形、材等"形式要素",并满足实用、美观、经济、创新的基本要求.但是,对于各种"形式要素"的运用不同,实用、美观、经济、创新的要求不同,所设计的陈列展览传递的信息内容就有所不同.为了使博物馆陈列展览真正实现最大价值,必须切实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并将之传递出去.     

浅谈辞格Zeugma的语言特色

Zeugma(轭式搭配法)是指一个词用来修饰或支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其中只有一个搭配合乎逻辑或语法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修辞手段的巧妙运用,能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使所表达的语言生动形象,更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人类建筑文化的理论研究

建筑文化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价值及其所属地区的区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体建筑环境中的反映.由于学校建筑拥有特殊的使用群体,因此,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建筑文化的特征外,更特殊的文化属性以及由这种文化属性所表现出的教育属性和审美属性.     

“局内人”与“局外人”

"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是用采表明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和采取的角色,因为立场的差异,相应地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2008年由好莱坞梦工厂出品的<功夫熊猫>在国内的热映以及之后不久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所带来的举世瞩目的惊艳,正是"局内人"和"局外人"凭借各自的优势所取得的成功.这两个文化事件使中国人或失望或鼓舞,或悲愤或振奋,而无论如何,它们都昭示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魅力和潜力.是中国文化的成功.其实,"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是相对的,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存在的,只有站到一个与自己的同胞不同的观察视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作为"局内人",应该在努力做到"变熟为生"的同时,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也就是达至-l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给中国社会生活注入新的活力.     

论文化传统的"体制锁定"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民族地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的一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形成的"体制锁定",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它使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制度变迁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陷入了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因此,努力突破当前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锁定",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