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法币改革

3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通货紧缩而发生了经济危机 ,诱发了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美国白银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甚至撼动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 ,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 ,标志着中国货币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的转变 ,消除了通货紧缩 ,提高了法币的国际信誉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法币改革经验对于当今中国反通货紧缩以及经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在南京国民政府白银危机与货币改革中的角色分析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沉重打击,日本国内的经济恐慌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日本亟须拓展国外市场以解决国内困境。1934年夏世界银价被大幅度抬升,我国白银出现巨量外流,中国由此爆发严重的白银货币危机,中国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为了扩大日本对华经济侵夺并削弱国民政府调整货币与金融的能力,日本利用治外法权从中国走私巨量白银并运往国际市场售卖。日本的运银行为加剧了中国白银货币严重流失的困境,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推行废除白银本位的货币改革。     

论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白银充当着本位货币的角色,因此国际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白银的流人与流出。以１９３１年为界标,近代中国白银的国际流动表现为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１９３１年以前,世界金融市场总体呈金贵银贱态势,白银因此大量流人中国。１９３１年９月以后,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中国白银对外币相应升值,国外银价高于中国,白银开始外流,但速度较慢。１９３４年美国白银政策实施后,国际银价被人为地大幅度提高,中国白银外流速度加快,中国金融由温和通货膨胀一反而为通货紧缩。无疑,１９３１年前后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阶…     

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与中美金银交换

1935年 11月中国实行的法币政策 ,对于防止白银外流 ,统一全国货币是有益的。它有利于国内商品流通 ,促进经济发展 ,缓解金融危机 ,同时为促使中国货币走向世界 ,与国际货币接轨 ,在国际兑换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 ,这是币制改革的正面效应。但币制改革后 ,新货币价值能否持久稳定 ,南京政府没有把握。为了不使币制改革中途夭折 ,南京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寻求援助。陈光甫访美 ,中美签订货币协定 ,美国同意以银换金 ,由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具体实施。经过一番周折 ,才使中国法币准备金得到基本保证 ,法币制度经受了严峻考验     

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改革以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为历史大背景,与全球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改革没有推行一条鞭法的全国法令,《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改革迄今遗存的两部重要文献;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是中国二千年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也标志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革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     

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兼论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演变

1830年代清朝政府体系内部爆发了一场有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从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是如何看待国内货币供给稳定性与对外贸易平衡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场讨论未能上升到理论水平,而且一些参与者在若干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的判断夹带着大量错误和偏差。本文的重新估算表明,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白银外流至多仅占当时中国白银货币存量的一个很小比例(3.6%~6.7%)。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冲击应来自其他方面。知识的迟缓进步是不当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

货币是金融的基础。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法币改革,这主要是鉴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货币制度长期落后和混乱,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民政府的统治;1933年"废两改元"政策的实行,简化了币制;为摆脱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此次改革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改革

南京政府十年期间,为了改变中国长期以来货币紊乱情况,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进行酝酿已久的货币改革.首先是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币制.但是,中国并非产银国,而是用银国,所需白银大都需从国外进口.废两改元之后不久,因为美国的白银政策,造成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急剧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民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经济危机.为摆脱这种危机,就必须放弃银本位制,使中国通货脱离国际白银市场的影响就成为必然.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以解救危机.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就与其成功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改革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创设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利益诱导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银钱业公会为主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人脉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并配合政府实行行业动员。法币改革过程中,各动员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法币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有效的社会动员推动了法币改革的进程,提升了国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增强了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1935年美国经济考察团访华与国内舆论

1935年春,美国经济考察团访华,引起国人的关注。此时正值中国经济受到美国白银政策严重影响之际,国内舆论集中于呼吁美国改变白银政策,同时强调日本侵华危及美国在华利益,并希望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和商业合作,体现了联美抵日的意图。但受制于美国自身利益等因素,舆论所期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

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

以唐宋之际白银的生产和加工发展为前提,白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晚唐时出现了不少民间用银的记载.入宋以后,民间使用白银器饰的禁令被解除,白银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消费品.相应地,人们对白银的认识不断深化,揭开了长期蒙在白银上的神秘面纱,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大发展.而白银使用的发展,是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的必经阶段,继此之后,宋代的白银货币化才正式展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朝中后期海外白银输入的三条主要渠道

明中后期由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有三条渠道: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线、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线和中日海上贸易航线。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本文的考察表明,虽然明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明代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     

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

从18世纪初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出现所谓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欧洲人用美洲白银来交换中国茶叶,但18世纪末美洲白银出现问题,于是在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淡出中国市场的时候,只有英美等少数国家仍能保持其对华贸易不坠.英国先是依靠印度的棉花,继而依靠鸦片重建对华贸易结构.其间1820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从此开始,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鸦片和棉花价值的换位,绝不能视为仅是所谓"黑货"与"白货"间的简单互换.两者的易位反映着中西经济关系由单纯的国家经贸关系向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转变,由基本平等向非互利经济关系的转变,以及工业革命开展和美洲开始独立进程后世界秩序的重组和殖民体系的重构.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并提出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白银的流通和价格。但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早已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差无几。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因为极端轻视对外贸易,轻视制造业,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斯密显然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重要性,所以,他屡屡对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提出批评。斯密的思想成为当时英国的官方学说,并进而可能影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

<白银资本>是由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撰写的著作,尽管它引起广泛的世界影响,但它存在两处致命的硬伤.从<白银资本>的硬伤折射出了当前经济史研究的尴尬,要使经济史学科不致于被边缘化,经济史学者必须正视尴尬,找出差距,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