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 振兴贵州——在遵义地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遵义会议后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区创建并留下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保护了红军长征在云贵川三省人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而他们血战到底、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去克服困难。今天,在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的同时,回顾这一段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二月八日,扎西会议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里进一步说明,“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扩大红军,发展与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创造新苏区。二月十六日发表     

浅析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战略目的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同中央红军一样,是在无法粉碎敌人“围剿”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其转移的战略目的是寻找机会和条件,建立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四个阶段,于1936年10月胜利完成长征。     

谈腊子口战役的意义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等率领一部分红军，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其余部队约8万人左右，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零都出发，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中央红军忍饥饿，战风雨，斗严寒，跨河流，越高山，过险关，千里行进，万里血战，冲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层层阻拦，于1935年9月行至腊子口天险。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是川西北通甘南的必经之路。它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第四道天险，也是最后一道天险。它的两边是悬崖绝壁…     

《草地晚餐》试析

《草地晚餐》是红军老战士刘坚写的反映朱总司令长征时期战斗生活的一篇革命回忆录。选自《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北上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决定向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从福建的西部和江西的南部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历尽千难万苦,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先后走过十一个省,连续行军两万五千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战略的转变伟大的胜利 --记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1934年5月红三军在贵州东北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红三军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又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红七军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

1931年夏天,红七军离桂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归彭德怀同志领导的三军团指挥,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斗争,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第四次“围剿”。红七军在这两次反“围剿”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全军从思想上、战斗作风上日趋成熟,新的战斗骨干大批涌现,如反“围剿”前,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还是连长,反     

中央苏区行政区域的设置及其演变

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它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赣南、闽西和闽赣边。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至中央红军主力及党、政、军中央机关举行长征,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央苏区行政区域变化较大。这不仅是省、县、区的设置先后有过多次变动,且由于敌人“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反复,中央苏区边界线也不断变化。因此,整个中央苏区行政区域的设置和辖区,因时而异而不能有固定的说法。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试就该问题谈谈看法。有误之处,请     

提高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自觉性

<正> (一)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历史中,被称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遵义会议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     

论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是与非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33年李德应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邀请,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由于李德瞎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折损过半,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可他竟然拒绝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功过是非呢?本文试做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一李德推行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教条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在防御中实行保守主义,最终导致…     

遵义会议为何没有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为什么只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而没有涉及其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呢?主要原因有: 1.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主要矛盾是解决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对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顾及不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是涉及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会上激烈争论的中心内容。军事问题的争论,首先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为什么?     

编后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在党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从一九三○年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巩固,也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于赣南瑞金奠定了基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当时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论罗坊会议的历史地位

1930年 10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这次会议所探讨解决的问题，关系到红一方面军、江西省行委思想、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关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是一次具有决策性的重要会议，在党史、军史上的历史地位值得充分肯定。     

对第五次反“围剿”两个战略性建议的管见

中央红军奋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迫长征,已是尽人皆知的史实。但这是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出击苏浙皖赣地区或出击湘中地区,能否改变这种结果?国内外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们对此甚为注意。注意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因为它对于研究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就此谈点个人的看法,期望大家不吝指教。     

长征期间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派出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进行西征,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与红二军团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得到中央的及时指示,特别是遵义会议后,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央对红二、六军团的正确领导,使红二、六军团胜利完成长征。     

论遵义会议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经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将鼓舞和激励我们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就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史。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本文目的在于,同大家一起回顾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历程。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积极策划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就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江西兼任南昌行营主任。三月中旬,蒋介石已纠集了反动     

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关键性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是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大转折的标志。在这一重大转折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坚决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极力推动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从而为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由失败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作出了极其重大的关键性贡献。     

红军长征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本文旨在阐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作用。一、毛泽东对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条件。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回顾遵义会议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刘少奇曾经正确地指出：“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