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瘸腿的诗学——关于当代新诗批评音乐维度的一些思考

在50年代以后至今的新诗理论中,诗歌音乐这一维度被严重地忽略了。当代新诗批评在音乐问题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新诗理论在格律(尤其是节奏)问题上遭遇了瓶颈。要打破这一瓶颈,必须重新理解节奏的基础——即重复;也必须重新认识那些在自由体新诗中被有效地实现的节奏手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量新诗的停顿、分行、语调诸层面,以期新诗的音韵研究能与旧诗音韵研究构成"错位竞争",开辟其独有的空间。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看似寻常最奇崛——《臧克家旧体诗稿》漫评

臧克家的旧体诗创作成就卓著,与其新诗交相辉映.近年来出版的《放歌新岁月》和《臧克家旧体诗稿》可谓两峰并峙.在新旧诗由对立走向并存的过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少诗歌工作者为之做了许多努力,臧克家更是功不可没.五十年代.他任《诗刊》主编,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从而结束了新旧诗对立的局面.此后,臧克家发表文章说,“真是一个槽上不能系两匹骏马吗?真是诗坛上不能开并头花吗?”(《新诗旧诗我都爱》)阐发了关于新旧诗并存的观点,并且比较了旧体诗与新诗各自的优点与局限,为实现新旧诗的并存和统一做出了贡献.     

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汉语语调群组合规律

语调群属语段节律。语调的基本单位是句调。由句子组成的句群是语篇中的一个意群板块。句群中句调调形的组合有一定规律，往往具有扬抑律节奏周期。具有扬抑律节奏的句群叫语调群。汉语语调群的组合模式有往复型扬抑律、对立型扬抑律和回环型扬抑律三种。长语段中的语调群模式可以连用、套用；这时，语调群组合有层次，它和汉语停延层次相同。所以，在汉语节律中，停延是基础，语调是大局。朗读时首先应该确定基调，再读出停延层次和语调群组合规律，这样才能达到声情合一。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及其形成因素

什么是中国诗歌基本的风格特色呢?闻一多曾用“蕴藉”、梁启超曾用“含蓄蕴藉”加以总括,我们认为是比较准确的。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基本的民族风格特色,有些西方学者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古诗含蓄简约”,“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关于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钱钟书先生曾进行过比较:“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     

英汉语调特点对比及英语语调教学

英语语调是英语语音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但通常也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和被人忽视的环节。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调的主要特点,如:声调语言和语调语言的特点,节奏的特点和衔接方式的特点进行一些粗浅的对比分析,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找出干扰学生掌握正确语调的原因.以便对英语语调教学有所启示。     

从语言形式角度看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由废名诗论谈起

废名在1930年代指出:旧诗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不是关键;新诗不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才是关键.今天看来,这份见解自有道理,其不足则是将语言形式和内容彻底分开.其实,两者原是一体共生的,旧诗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造成约束;新诗语言形式的非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带来解放,使之趋于无限.这才是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语调哲学导论

广义的语调不仅同声音语言,而且同文字语言、行为语言之语调密切联系在一起。把握广义语言和语调的关键是世界的对象化、符号化、话语化乃至语调化,以及把人活动于其中的世界与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及话语、符号、语调相互之间全部打通,即对之加以贯通地理解。从语调哲学的新视角出发能够对人类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进行更为丰富的新阐释。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关于“方言语调”的思考

什么是“方言语调”及其如何量化 ,自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以来就一直是困扰着测试员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则必然有损测试工作的科学性和测试结果的高信度 ,不利于推普工作的展开。鉴于目前“方言语调”尚无定论、普测工作又正在大规模进行的现状 ,本文从测评实际出发 ,为方便操作 ,建议 :(一 )以“方音特征”的提法代替“方言语调” ;(二 )设“方音特征”评分小项 ;(三 )进一步提高“方音特征”评分标准的量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