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州看明清宗族社会变化

明清宗族社会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化:在江南地区,由于农业自然经济向工商经济转型,推动着乡村社会市镇化而发生大规模士绅地主城居化,宗族社会出现“敬宗收族之义莫能讲求”的非组织化趋势;而在广大的商品经济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地区,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却在专制王权影响下发生宗族组织严密化。 黄州宗族社会系宋元以后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明清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相一致,仍处在农业自然经济状态,直到清光绪年间仍是“物无珍奇殊异之产,惟是稻菽麻麦棉布之属,生民日用所必需。”但在明清专制王权作用与士绅政策影响下,黄州宗族社会发生以宗族组织严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宋代家族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聚族而居”,成为一种颇为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并与魏晋时期以庄园制为特征的同姓聚居形成了区别,这种区别或者说转变被视为近代封建家族组织的雏形。这也成了历史学界的“通识”。但与历史学界对宋代家族研究的热情相比,文学史界对宋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便不免显得冷落了。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夺族产的个案中，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间赋役制度、官方的态度、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本文通过对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钟鸣鼎食中的上古诗--西周初年礼制变革与《诗经》祭享诗的原始关联

列鼎与编簋、编钟及笾豆构成了周代礼制的礼器系统,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特征的周代列鼎制度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与《诗经》雅颂中的仪式性乐歌一起用于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尊祖、敬宗及收族的礼仪场合;“钟鸣鼎食”涵盖了《诗经》时代的宴饮文化和音乐文化,与上古诗歌互涵互动,对上古诗歌艺术的内容、用途和功能具有极强的规定性,代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特质。     

宗族秩序回潮背景下现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困境与进路

宗族复兴是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事件，乡村治理体制的现代化过程将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因素，本文探讨在宗族秩序回潮背帚下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面临的影响与难局，并提出对问题解决的路径探索，认为在宗族秩序回潮的背案下，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形态的现代化；增强非正式组织对农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以法理型制度建设引导和整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的有效支撑。     

徽州谱牒中“溢真”现象的文本解读——以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族为中心

乾隆《重修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是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族对万历《重修济阳江氏族谱》的续修。该谱中存在明显的"溢真"现象,反映出宗族与社会的变迁情况,凸显了徽州家谱修撰的丰富理念。这些理念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或来自官方政策的影响,或来自统宗收族的需要。江氏续谱时对宗族叙事的重构并非个案,因此在使用家谱资料时,尤其要注意资料可信度的考订。     

论宋代的文人礼治模式

[提要]“文人礼治模式”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共同参与下,文人阶层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启蒙者角色,建构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宗经与实用、礼法与礼俗相融通的礼治模式。这种模式的构建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家礼,二是学礼。家礼以尊祖、敬宗为指导,完成了对宗族行为的约束,补足了周代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进化模式中的宗族环节。学礼的载体是各类书院,它是主流教化体系的民间变体,亦寄托着知识分子阶层建构理想社会的愿景。家礼与学礼虽形态不同,但性质相似,不仅实现了“天地君亲师”道德信条的具体化、民间化,也使普遍的社会理性得以建立。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征古”文化与古代文论

宗法社会以“人”为本位,“人”是在历史中流动的,宗法制规定,与祖先血缘关系愈近的地位就愈尊,于是,尊祖敬宗,祖宗崇拜,就成为宗法文化的又一组成部分。“祖宗”一词,今人理解为一个概念,在古代,它是分开言的。“祖”是祖先,“宗”是宗子,宗法制规定,唯有宗子有权继承祖先的位置,所以“尊祖”就要“敬宗”,“敬宗”就是“尊祖”,正如《礼记·大传》所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尊祖,可以说是一切血亲社会共有的现象,而敬宗则是宗法社会才有的产物。由于在世的宗子是祖先的代表,逝去的宗子又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伴随着近代“西风东渐”的进程 ,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变革。清末民国思想界从“民有”“民享”的近代意识出发 ,批判了传统“宗族救济模式”的狭隘性和“视民若子”的局限性 ,强调“救人救彻”的救济理念和“以教代养”的救济原则 ,并试图结合中西社会救济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

族学教育是以本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满足本族子弟读书识字．应试科举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本文通过对流坑董氏以“读书、科举仕宦”的教育目标机制以及以族产促科宦、以科宦促发展，固宗族的教育运作模式等问题的分析，试图对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浅探．藉此揭示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特点和社会作用。     

明清洛南宗族建设的展开与地方社会研究

明中期以后至清代,洛阳南部地区的宗族建设逐渐展开。作为二程后裔的嵩县程氏在景泰、天顺之后迅速崛起,通过修庙、置田、纂谱等举措成功地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势族地位。科举士人的出现在其宗族建设中颇具象征意义。李氏在明中后期凭借科举制度成为地方大族,运用立碑、纂谱、入志等策略巩固、延续其衣冠仕族的高门地位。迟至嘉庆、道光年间,该地区的乡民也大规模地从事收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