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

学术界用“义利对立”、“重义轻利”来概括儒家义利观的特点 ,并不十分妥贴 ,将它的发明权归于孔子更不符合史实。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各有特点 :提出阶段 ,以孔子为代表 ,认为义利并不排斥 ,赞成“义然后取”,实际上是“重义而不轻利”;发展阶段 ,以董仲舒为代表 ,虽承认义与利二者于人皆不可少 ,但反对“仁人”、“谋利计功”,是“重义而轻利”;扭曲阶段 ,以朱熹为代表 ,认为“义者”天理之所宜也 ;利者 ,人情之所欲也”,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 ;复归阶段 ,以颜元为代表 ,认为“义中之利 ,君子所贵也”,较好地将义与利统一起来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王船山义利观辨正

船山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学界多把他的义利观等同于儒家的传统义利观:重义轻利。其实,这是对船山义利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船山的义利观至少包含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层面。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义利观的误解与误读。     

《论语》义利观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读物,蕴涵其中的＂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论语》中的义利观为当代构建了明辨义利的价值模式,有助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功利化,为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参考。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

"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     

论王夫之的义利统一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孔子始,义利之辩便是儒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从总体上看,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大体上持重义轻利论。王夫之吸收继承了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重义贵利、义利统一的理性义利观,是传统义利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从理论上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更从实践上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行为的指南。虽然王夫之的义利思想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有启迪的意义;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更要将公民的道德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义”与“利”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在如何对待和处理金钱、财利的态度上,反映着人们的价值观。在我国古代这种价值观叫做“义利观”或“义利之辩”,它是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无疑对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利”,即利益,金钱,财利。“义”,有两层意思:合理,正当;大义,正义。“义利观”,既不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也不是“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同义词,而是人们正确处理金钱、财利关系的道德准则。在这方面,我国古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派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传统义利观的反思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重义轻利”、“义利相兼”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公利高于私利 ,民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这一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就是在发扬传统义利观优秀成分的基础上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确立的以义利同在、义利统一、义居首位为基本要求的一种新型的义利观。它的确立对于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儒家传统义利观与青少年道德教育

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基本精神是“先义后利”、“义之与比”。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它要求“笃之以仁义”,以“固其心”,“导之以礼乐”,以“和其气”。在个体道德实践中,它强调“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利而为谓之事”(即做人和做事),并要求在两者的统一中,以“做人”为重,以德育为首。这对于今天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质疑——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 ,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 ,“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 ,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 ,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中西义利观及其管理的比较研究

任何管理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义利观的影响.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为儒家的"以义制利",它导致管理活动以"义"为中心,注重追求精神(道德)价值的实现.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为功利主义,它导致管理活动以"利"为中心,注重追求物质(经济)价值的实现.正确的义利观应该是义利统一、义利并重,基于这种义利观之上的管理活动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朱熹的商业理念及其影响

儒家崇尚以义制利,因为在儒家看来,追求财富必然会削弱道德的力量,这样商业精神与儒家主张的礼法精神便背道而驰,所以儒者重义轻利、重农抑商。而大儒士朱熹却敢于突破传统轻商、贱商思想的束缚,肯定商业的价值,提倡发展商业,并投身商界,践行商业,颇为难得。探讨朱熹的商业理念及影响,对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道德力量规范约束人们的商业行为有所借鉴。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与职业道德

至少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少数当权者“专利”的危害,他们主张“导利而布之上下”,就是让各种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好处,认为这样国家才能够巩固。当然,这种“逆耳之言”,不会被人接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上下内外,无不明争暗斗,为谋自身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形势,有些明智的思想家又提出“义”来,使之统帅、调剂“利”。晋国的赵衰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27年》)。住在申地的申叔时对楚国的贵族说:“义以建利(《左传·成公16年》)。齐国的晏婴也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从此义利兼顾,义重於利,以义制利,以义求利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就开始形成,并影响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包括职业道德。然而,和各种价值观一样,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许多矛盾和曲折。     

儒墨义利观的社会效应

儒家重义轻利，墨家义利并重，二者都强调“义”，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因素。这种义利观，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     

略论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和利的问题 ,不仅是伦理学范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而且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 ,不仅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争论不休 ,也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道德课题。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构建新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以适应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 ,是十分重要的。一、传统义利观的内容及特点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时 ,我们应当回顾和分析传统的义利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 ,“义”和“利”的涵义颇多 ,一般来说 ,“义”就是正义和道义。宋代的思想家朱彦说 :“义者、宜也”。“宜”有“应当”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