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     

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双向博弈——试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的始终。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而这一讨论折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边界问题,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解读两者的双向博弈局面。     

"古典自由主义"之"古"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之"新"--"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研究

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与“消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不可知论为其理论根据 ,坚持实现国家的最小值。这种国家观依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 ,尤其是政治理念的不同 ,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前者以感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建构什么样的国家个人是自由的” ;后者以理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自由的个人将形成怎样的国家”。然而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维度来将其进行改造 ,“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才可能是合理和彻底的。     

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

本文从自由的价值、自由的限制、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角度 ,对 2 0世纪 4 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予以梳理廓清 ,为我们完整理解中国自由主义及其中间道路的社会理想提供某种哲学意义的思考。     

关于哈耶克自由观的三点反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观是其思想的"拱顶石"。哈耶克自由观的核心观点是个人自由,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导致极权政治。现从自由的合法性、根基性、价值性三重视角入手,展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对哈耶克自由观的全面反驳。(1)人是社会性存在,这决定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密不可分,绝对的个人自由只是一种乌托邦。(2)"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界限并不明确,不能用"消极自由"否定"积极自由"。(3)人的理性是自由的前提,越"有知"越"自由"。(4)资本是危害自由的"元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驾驭资本,才能真正实现自由。     

冯友兰自由观初探

就中国哲学史上自由概念的引进和传播而言,冯友兰并不是开创者,自由观在他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对于自由作了多层次的界定,其中涉及到“不受限制、决定”的“消极自由”和“想做的,就能做的”“积极自由”。“自由”这一争议不休、源远流长的哲学概念,通过冯友兰的阐发在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被赋予了形上学的根基。     

自由主义之表达自由观——兼谈"中国到自由之路"

自由主义思想是表达自由的深厚理论渊源,任何探讨表达自由的言说都应首先回归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自由主义之表达自由观充分肯定表达自由、寻求真理、捍卫自由、维护宪政民主的价值和功能,并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被各国所接受。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必然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表达自由理论与实践,引领“中国到自由之路”。     

资本主义是自由社会吗？——论科恩与自由主义者之争

在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辩护中,自由是其核心价值,即使自由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无论如何都主张它是一个自由社会。然而,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 A.科恩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与其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同,科恩不否认消极自由概念,通过分析哲学方法,他分别从“私有制与消极自由的关系”“金钱导致不自由”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不自由”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命题进行批判。这一批判不仅对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露和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有重要价值。     

现代西方宪政转型的价值基础

现代宪政的转型是从传统的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理论背景是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个人主义的嬗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理念的转型.现代宪政观的建立以新个人主义和积极自由观为价值基础.积极宪政突破了有限政府的职能模式,为解决现代社会权利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作出了新的抉择.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从“邦国”下的“自由”到“自由”下的“邦国”——张佛泉自由论述的演变及其动因

国权与人权的关系,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但不同情境下论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差甚远.张佛泉便堪称一个典型.前期面对立国的现实需要,他的思想谋求自由与权威的平衡、人权与国权的兼顾;后期则关注立国的根基,主张自由为本、权威为用,人权为本、国权为用.这种论述的变化,折射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思考方式的时代特征可能重于资源特征.     

多元化的自由理想及其实现

伯林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说 ,强调了不受干涉的个人领域的极限范围 ,继承了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 ,无论是“积极的自由概念”,或者是“消极的自由概念”,作为思想遗产和理论成果 ,它们都受到现实生活的审视和调正。事实证明 ,自由理念在理论领域里所遭遇到的麻烦 ,往往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来解决的。在自由理论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实践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因此提出了“实践的自由概念”,论述了这一概念的涵义和理论依据 ,并进而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 (主要是儒学 )为现代自由理想所提供的部分资     

黑格尔超越幸福的个体自由论探微

黑格尔通过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否定个人自由的扬弃,围绕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以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为立足点,构建其超越于狭隘幸福之上的个体自由观.此外,在强调个体自我与他我的自由的过程中,黑格尔的个体自由经历了限制、放纵、并最终与国家合为一体,个体从而达到真正的、实体性的自由.而个体、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现代法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和谐才是黑格尔所谓的真正的、具体的自由.     

“私人领域”与“积极自由”

私人领域的边界由个人的所有物所划定。对个人而言,私人领域不能被任何手段所消除。自由体现为个人对其所有物的支配,这种支配包括两种形式：玩摩式支配和构造式支配,前者体现为“消极自由”,后者体现为“积极自由”。需要加以维护的只能是积极自由,而消极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所减损。     

捍卫消极自由——论伯林的自由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伯林强调消极自由对于现当代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同时他也着力分析了积极自由变性的问题,提出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捍卫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但伯林并非是要人们放弃积极自由,他承认人类在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中积极自由所占的地位,并强调,人类拥抱积极自由时,如果没有为消极自由保留空间和地盘,那也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的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蕴含着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自由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也不是完全利己,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区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根本不同,不但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而且有助于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而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

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是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的哲学依据。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既不能归结为消极自由 ,也不能归结为积极自由 ,他为我们提供一种认识自由的全新模式 ,对于这种自由的认识 ,应同马克思对民主、平等、法治的认识相系 ,只有这样 ,才能对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自由”概念辨析——兼评密尔的自由理论

伯林明确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但其内容早在密尔那里就得到全面而又中肯的贯彻。密尔将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集于一身,很好地展示了自由与幸福之间的统一关系:广义自由和广义幸福是一回事,而狭义自由是狭义幸福的先决条件或实现手段。密尔的不伤害原则为区分公权和私权、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尽管它本身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或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