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壮族土司的研究——詹妮弗·托克《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介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其中,壮族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对壮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研究壮族史和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女博士詹妮弗·托克(Jennifer Took)所著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中华帝国晚期壮族首领在土司制度下的特权》[1]①就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壮族土司的一部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司制度的基本观点及研究趋势.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壮学的发展与前瞻

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系统性、整体性、规律性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壮学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开创、发展和繁荣阶段,是壮族社会及其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丰硕的壮族研究成果,为壮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和《壮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标志着壮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壮学的建立和壮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围,都需要不断地充实、拓展和深化,因而任重而道远.     

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的建立发展

本文探讨了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建立发展的关系,认为壮族史的重建是现代考古研究为之奠定的基础,考古发现还为壮族社会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拓宽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广西考古学研究还促进了壮学新研究分支的形成,加强了新时期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如何推进今后壮学的持续发展,层出不穷的考古学研究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何以长期存在

土司制度在壮族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它是宋王朝镇压侬智高起兵之后在唐代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经元、明、清三朝,民国初年才彻底消亡,前后历近千年历史,对壮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往今来,论之者大都是持着否定的观点,这似乎不太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纵然存在者并不一定完全合理,但政治制度作为人类文化构成的一个层次,它在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难道能否认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因素?本文从这个观点出发,探讨壮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论壮学

本文认为，壮学是在“后轴心时代”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文化中心主义”逐渐被打破，区域性、族别性研究蓬勃开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壮学产生所依赖的学术基础是壮族研究。80年代以来，壮族研究成果的系列化和综合化，使学术界在壮族渊源、壮族文化的本质等根本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壮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壮学的特点是综合性和发散性，这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壮学的神圣使命是要促进壮民族的文化自觉，沟通世界人类。     

张声震:壮学理论及其建构者

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整体性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张声震与壮学研究结缘,是从1985年从事整理民族古籍事业起。二十多年来,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整理民族古籍、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中,张声震尽其所能致力于壮学研究推广和发展,他从整理各种典籍资料中,发现了壮族许许多多的古老的原生态文化的存在;在对其特性的认知和研究中,找到了壮族社会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便是壮学建立的基石,是壮学丛书各种专著研究成果的依据,在进一步研究中,也逐渐形成了壮学基本观点和理论,并从中发现了某些规律。张声震是壮学理论体系重要建构者——壮学不能没有张老,张老离不开壮学。     

论壮族乡约制度的起源与特色——以广西龙脊壮族为个案

本文以龙脊壮族聚居区为个案研讨壮族乡约制度的起源及其民族特色.壮族乡约制度既是壮汉民族法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壮族民族习惯法发展的产物.与汉族地区相比,龙脊壮族乡约制度在本质、组织形式以及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浓重的壮民族特色.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     

壮族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壮族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要素,是壮族地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平台和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壮族伦理思想发展的价值引领,提升的价值导向,创新的发展方向.在壮族地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在于对壮族伦理思想有益资源的挖掘、宣传和学习,通过保护、开发与创新,推进壮族伦理思想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凝聚功能.     

壮族民间信仰起源、发展与复兴——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壮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信仰文化.壮族民间信仰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民间信仰一样起源于原始社会,其经历了原生起源缓慢发展期、原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磨合发展期、断裂期、复兴与重构期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认知水平以及当时国家推行的文化、宗教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壮族民间信仰复兴现象普遍在壮族地区出现,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时期,应坚持人类社会学中的“示范性指导”理念对信仰加以引导,实现壮族民间信仰的良性发展,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协调社会和谐发展.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论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在教育教学中壮汉两种教学语言的具体结合方式.广西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经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等形态,其教育目标呈现出从汉语言文化教育→壮语言文化教育→培养壮汉兼通人才→开发双语教育多重功能的不同内涵及时代特征.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既受到语言环境变化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语言态度等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出现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并存的良好格局.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的研究,可以给我国民汉双语教育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壮族民间侬智高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侬智高传说有着重要的口述史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壮族群众对于侬智高其人其事的认识和态度.侬智高的传说不仅有史观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侬智高传说中包含着一些信史资料,可以与官方文献互为印证,就侬智高的某些历史问题得出定论;侬智高传说讲到许多官方文献和正史中没有涉及的人和事,这些传说有助于对侬智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