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区隔与融入：一个群体关系的模式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社会交往中形成了复杂的群体关系。这两大群体彼此在制度、职业、文化心理和居住空间等方面区隔分异；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归属感诸方面又有融入的愿望和趋势。本文创造性地构建了“区隔与融入”模式，对这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交关系作出了简明的剖析并提出了改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日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活跃开放,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制度的壁垒和文化的差距使他们产生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惑。城市融入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现实困境和主客观诉求,探讨解决其文化生活匮乏的长效机制和现实路径,发挥文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养成、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桥梁作用,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文化融入和城市适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研究

个人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资本框架集合,综合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等方面,提升该群体的个人资本水平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联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这个机制包括物质资本提升机制、人力资本提升机制、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提升机制。     

重庆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调查分析

从2010年8月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预计10年实现重庆100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群体接触、碰撞，必然会引起自身的不适应和彼此的不认同，甚至引发外在的激烈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尽管具有推动城市发展、促进群体进步以及充当“社会安全阀”等正功能，但它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群体心理等负功能，弱化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严重妨碍了城市精神的培养。对此，必须统筹规划、多方努力、协同推进，使尊重农民工、公平对待农民工、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捉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独特作用。现实上，农民工存在传媒“话语”的缺失，这造成了农民工的“集体无语”并影响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因此，需要重建农民工的传媒“话语”，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会。     

社会变迁与东北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东北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可划分为七种类型，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房主与房管部门及物业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问题；失业下岗人员社区就业和家庭矛盾冲突问题；社区内组织间及社区与居民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社区引发的矛盾冲突问题。社会变迁是引发这些社区矛盾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以社区冲突为突破口加强东北城市社区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选择

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促进城乡社会稳定和谐、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从本质上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人的发展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应从制度建设和人的发展角度入手，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相关制度，改革和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此外，也要倡导平等观念，加强农民工的素质培训和制定向农民工倾斜的扶持政策，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扫清障碍，搭建平台。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人类性

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源于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是一个消灭劳动异化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然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理想遭到了西方思想家的质疑,人类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仍然是尚未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为实现马克思的理想而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顽强探索,寻找一条人类能够走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人类性价值。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问题

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父辈们不同,他们希望能更好地融人城市,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出发,寻找出其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及困境,从而探索由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团体所共同组建的多方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关于加快宁德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思考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新农村工作的重点;要求加快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村发展的全面性、可持续性,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宁德市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及环境污染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机制体制缺失、科技力量薄弱、生态农业发展缓慢、农民主体意识薄弱。针对以上问题,宁德市应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认真抓好完善机制体制,强化生态文明效能;提高科技水平,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确立正确生态观,培育新型农民等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包括职业的发展,也包括能力发展和心理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过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面临着观念、能力、制度、身份、文化等多方面的障碍,为此,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自我发展机制、政府推进机制、市场推动机制、社会支持机制、城乡互动机制和城市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