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

笔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其中史料笔记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历代学者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史料笔记的评价,反映出清人对史料笔记特点的一些认识,如指出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记事追求赅博、选材多寓惩劝等.     

学者与草根互动中的社会史研究——以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为个案

社会史研究取向始终将学术眼光向下,学者走出书斋亲临历史现场进行考察,调动了基层草根文史工作者的热情.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十年来的历程表明,学者与草根之间的互动,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史料发掘利用上,都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余英时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构建

海外华裔学人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余英时可谓海外华裔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坚持从史学的立场观 察中国文化的内在变动;注重史料价值,坚持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坚守本土学术理念,反对用西方的观念 生搬硬套于中国学术研究。余英时的学术思想是今天中国学人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动力和典范。     

民间学者的厚德之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伊始，推出了高增德、丁东先生编的六卷本２００多万字的《世纪学人自述》（以下简称《自述》），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从事人文科学者的自传性的学术资料丛书。这套丛书之弥足珍贵，其一是人数较多，有２００人；其二是来自学者自己执笔的叙述，尽管有些学者限于当时的社会气氛和自谦，对其学术活动的意义和估价不足，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经沧桑后改革伊始的时代特征和一个时代学人的德行与修养。这些老学者对早年生活、求学、从业经历的记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变迁提供了第一手史料。这套书…     

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史料价值构成——以传记家的素养为线索

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一种研究性文献，具有史料价值。与具体文本相比，传记家同样是决定其史料价值构成的重要方面。在总体以传记家的素养为主要言说线索的前提下，遵守传记道德和写作伦理，著者身份、学养和洞识能力，传记家的眼光与传材的搜集与甄别及“感悟传主”与必要而合理的“想象”“虚构”及推测，都是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价值构成的要素，且在具体实践中以共时性的方式产生作用。这个开放性的话题，需要研究者不断在实践中深化与探索。     

评"五四"研究范式的转换

"五四"研究与评论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素来为学者所重.对"五四"作意义疏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方式,而当代若干青年学人的思想研究,则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转换,其中的评论方式已挣脱了旧有的政治宣传模式,将"五四"研究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层面,从而拓宽了"五四"研究与评论的学术空间.青年学人"五四"研究的这种学术进步,毫无疑问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评价.     

马凯诗词的承流、近源与本体

古代诗人政治家是马凯诗词的远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则构成了其近源。马凯及其旧体诗词表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诗人政治家一直延续到当代。马凯作为经济学家,又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其旧体诗词也不当以普通文学作品看,而应纳入到“学人之诗”的范围。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等不同,马凯诗词与元白新乐府、现代学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实用理性入诗,是产生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源;马凯以现代实用理性入诗,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现代学者以现代人文学术入诗,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境界,马凯旧体诗词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入诗,是现代学人之诗的延伸与发展。与元白新乐府相比,是两种实用理性的不同;与现代学人之诗相比,是两种人文价值的不同。中国诗性智慧、现代经济学理与当代政治实践三者的和谐,既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诗人的贡献所在。     

杂谈正史和野史

正史和野史,是人们学习、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两大部类史料。千多年来,学人对于正史和野史的涵义以及它们分别在史料学上之价值的认识,看法歧异,以至大相径庭。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乃是关系到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问题,对当前的史学研究有着现实意义。     

从序跋看《清代学者像传》的流传与意义

《清代学者像传》配有多篇序言、题词、题诗,全面展示了《清代学者像传》的流传过程与文化意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笔谈文献概述——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三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人、"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历来是东亚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国内外相关成果积淀深厚,但对于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主要交际方式"笔谈"的研究几乎阙如.经整理发现,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笔谈文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笔谈原稿,大体归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内藤文库各类资料清单》中标注为内藤湖南笔谈资料的有35件;二是笔谈记录,可见于内藤湖南的访华游记、日记以及内藤湖南交往的中国学人的游记、日记等.笔谈资料包含人际交往的细节、笔谈当事人的思想观点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对比传统史料中的记述,可以论证笔谈资料作为新的文献体裁具有原始性、临场感、真实性诸特点,与传统史料形成互补.     

论"学衡派"的文化精神与学术立场

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学衡派人物大多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又因涉洋留学掌握了新式学理,能够从中西文化多角度比较的学术层面讲述维护已有文化之必要的道理.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张扬学术民主,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取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使一直所向披靡的新派学人遇到了真正的劲敌,其文化精神与论学立场值得作一番深味.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 ,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 ,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专章

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在国际和中国国内都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著者以不同于中国大陆学人的眼光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对国内学者颇多启示。但是,著者的政治偏见局限了他的学术探讨,特别在对鲁迅的评价上,政治评判代替了审美评判,从而陷入了某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之中,导致了对鲁迅作品的误读。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追怀任继愈、季羡林先生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薪火相传的五代学者,做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工作.百年中国史上的五代学人:蔡元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先生是百年中国史上的第一代学人;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赵元任是第二代学人;张岱年、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羡林,则是第三代学人;王元化、李泽厚、张光直、李亦园是第四代学人;李零、葛兆光、梁治平、郑也夫可以称作第五代学人.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     

《三国志》裴注的理论价值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其所作《三国志注》不仅有对三国时期史料的归纳补充,更有裴松之本人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但是,学人多关注其在史注发展上的价值。所以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三国志》裴注的史论特点和史评价值,对于深入认识和全面评价裴注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议广告的史料价值--以《申报》广告为例

史料是历史研究中一种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史料的种类很多,然而,传统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广告等类别的史料,原因在于对广告等史料所包含的史料价值缺乏认识.事实上,广告也像别的类别的史料一样记录了社会发展的诸多信息,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