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步履维艰的原因及其对策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步履维艰,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等客观原因外,主要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旧的婚姻习俗、生育观念的影响和老年赡养制度的非社会化问题。我国旧的婚姻习俗男娶女嫁,只生女孩子的农民家庭,一旦女孩子出嫁,就认为“断了香火”。受这种旧的婚姻习俗影响的人的生育动机,或曰:“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曰:“积谷防饥,养子防老”。或曰:“人丁兴旺,招财进宝”。这种生育动机,成为当前推行计划生育的心理障碍,另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许多原来的公益事业受到损害。     

《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家庭和生育方式》:中美社会学者合作在天津进行社会调查

根据中美学者和留学生交流协议,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伯顿·帕斯特奈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在天津市进行了“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家庭和生育方式”的社会调查,了解和研究中国城市居民婚姻、家庭和生育的现状及历史,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婚姻、家庭和生育的影响,分析不同的婚姻模式对家庭的影响,不同的婚姻和家庭模式对生育的影响等。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育：困境、本质与提升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推动经济繁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强国、增进人民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基础性作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动态坐标,结合实证调查研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面临的生育成本高、生育工作难平衡、生育新规吸引力弱等现实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的本质,既是人作为主体对人的本质、生育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富目标的高质量生育追求,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主体性实践,是生育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主义对生育本质的阐释为认识当前我国生育课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理论和现实迫切要求从优化生育政策体系、提供女性生育支持、完善子女养护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方面着力,激发民众生育意愿,实现生育合理赓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储备必要的人力人才资源。     

论“样板戏”女性本体意识的缺失

“男女都一样”作为强大的时代话语,对女性进行了男性化、无性化的强塑,结果使“样板戏”中的女英雄都“雄化”了,“非家庭化”、女性单亲化在“样板戏”中是普遍现象,女性的主体意识严重缺失,女性话语在“样板戏”中消亡,呈现为“男性化”“无性化”。     

婚外生育的伦理透视

婚外生育是通过现代生育技术手段实现的“非自然”、“反传统”的生育方式 ,是婚内夫妇生育权的不完全实现或一方生育权的单方实现和单方不完全实现。对待婚外生育必须坚持有利原则、适度原则、不能伤害婚外生育的孩子的原则。     

生育责任论--贩婴现象分析

本文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贩婴现象进行了经济社会学分析 ,认为贩婴现象是歧视性性别文化和规制不全的市场经济相遇结出的怪胎 ,本质上反映了“生育责任”的伦理缺损。生育的责任是建筑在对孩子—家庭—社会多维利益考量基础之上的 ,具有多维性和双向性。不负责任的生育是道德败坏、理性退化的表现。市场经济的发展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我们要杜绝生育商品化、市场化倾向 ,就必须深入到文化、伦理、制度的根须处去寻求答案 ,重建生育的责任伦理     

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的理论逻辑与体系重构

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主要有三种路径,即通过养育支出税前扣除保障育儿家庭生存基础,通过养育支出税额抵免分担家庭生育成本,通过生育津贴税收优惠奖励家庭生育行为。审视我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还存在生育观念转型冲突阻滞家庭养育成本充分扣除、生育津贴属性认知局限限缩生育津贴免税优惠适用空间、税法与社会法各自为政弱化生育税制公平分配功能等问题。为了使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更好发挥其支持家庭生育的机能,还需增设抚养子女专项附加扣除并相应调整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拓宽生育津贴免税政策适用范围,探索引入养育支出可退还税额抵免制度。     

乡村社会延续——一个微型农村社区人际关系剖析

一、亲缘旧格局的变化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分作亲缘和地缘两大类,亲缘包括血缘和姻缘。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特征是血缘的单系偏重,因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认为:单系的家庭组织重视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血缘因之就替代亲缘成为构成传统人际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指出传统社会记认亲属的基础是抚育作用,而不是生育事实所引起的生物关系。抚育作用推到家庭之外依生育和婚姻关系的路线时就形成亲属。在今天,区别于传统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抚育不再依赖于亲属。后代的抚育除家庭之外,更主要的是由社会来完成。亲属的基础是在婚姻基础上的生育事实引起的生物连带关系。因此,研究亲属的构成,应该从家庭的夫、妻、子三角结构中去迫寻亲属关系扩展的起点。生育的事实不仅意味着新一代的出生,而且意味着家庭的更替。婚姻关系是家庭的基础,也是生育事实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中、犹传统家庭观之比较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十分重视家庭的民族。两个民族在传统家庭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家庭类型上,中国传统是追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犹太传统则是倡导“离开父家”、夫妻合而为一并生育子女的家庭模式。在家庭伦理关系方面,中国传统强调的是父、兄、夫对子、弟、妇的束缚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犹太传统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平等的人伦观。在家庭价值观方面,中国是“家国同构”;犹太民族则是“家庭、宗教、民族同构”。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开创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格局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实质是“生育机制”和“工作机制”的转变“稳定低生育水平”这种提法 ,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生育水平”的高低问题 ,是数量问题 ,其实是一个“生育机制”和“工作机制”的转变问题。而如何转变 ,实际上又是如何认识人口规律、如何调整利益格局的问题。这里的“生育机制”主要指生育决策的过程。譬如 ,能不能实现从家本位生育决策向个人本位生育决策的过渡就很要紧 ,而“工作机制”是指做好生育控制、生育服务工作的具体思路和运作方法。“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促进人口现代化的需要 ,是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需要 ,是…     

自足女性的自由言说──论马莉的散文创作

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是以对“家庭”的逃离与背反为前提的。与此相关的是，女性解 放所面临的异化：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家庭、生育等采取反抗和拒斥的态度，更有甚者，有的“新”女性变 得神经脆弱，视“男性”和“家庭”为仇敌。可以说，女性在个性解放的同时也迷失了自身。马莉散文不仅为 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质素，而且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探秘试管里的“生命”：“试管热”背后的风险

今年年初，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这轮生育大军中不乏符合生育条件的高龄产妇。由于年龄、身体、经济等原因，很多人想尽快怀上宝宝或通过试管婴儿一步到位实现双胞胎。然而，试管婴儿并非“神来之手”，如果过于“神化”试管婴儿，把它看作解决不孕不育的“首选”方法，抑或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满足非正常生育需求，其中所掺杂的伦理、道德问题，则是不正确以及不被接受的。     

“两人世界”

自古以来,生儿育女是家庭的固有职能,社会不予过问。而现在生育成了社会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干预家庭生育。不论是鼓励生育的国家,还是控制生育的国家,都在引导人口定向发展。 近几年,当我国为推行计划生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农户的实证

文章利用广东省家庭生育状况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状况、养老保险参与程度是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影响生育个体的生育理念。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