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华北平原的桑蚕丝织业

唐宋时期 ,经济重心南移。但宋代华北平原桑蚕丝织业仍极兴盛。桑蚕丝织业遍布所有的府州军 ,贡绢州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 ;丝织品的质量精细厚重、数量丰富 ,仍为宋政府丝织品的主要供应地 ,且商品率高。这说明 ,华北平原仍是全国桑蚕丝织业生产的重心 ,桑蚕丝织业重心的南移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同步     

从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看辽代纺织技术

解放营子江代壁画墓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东南三十余公里处，根据发掘材料该墓相对年代在辽中期以后至道宗初年，此时辽宋已签订“澶渊之盟”，边境趋于和平，战事较少，这时辽代的丝织业虽不如宋朝发达，但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本文通过对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丝织物的分析。根据出土丝织品残片的纺织工艺、印染技术和刺绣风格，认为赤峰位近中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特别是大批汉人工匠进入辽地后，对辽代纺织业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无一不留下浓郁的唐宋风格．又由于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在花纹图案和印染着色上又有契丹民族自己的偏爱．由于这些丝织品大多属辽地工匠所织造，因此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辽代丝织业的特点．     

汉代丝织业发展的考古学观察

汉代是我国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资料可以充分反映出汉代丝织业发展的情况,汉代丝织业不仅技术上达到了空前的提高,在地域上,不仅中原地区获得了普遍发展,而且在边疆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试图以现有的考古材料来梳理汉代丝织业的发展脉络。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纺织技术交流

唐以前 ,丝绸之路上 ,中国与西方的纺织技术交流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丝织品与纺织技术的西传 (约公元前 10世纪～公元 6世纪 ) ,西方从拆解丝织品获取丝线 ,织造胡绫开始 ,到公元 4世纪的下半叶后 ,萨珊波斯的丝织业兴起 ,开发了斜纹纬锦的新品种 ,西方丝织技术逐渐成熟。第二阶段为西亚纺织技术的发展与东传 (约公元 6世纪～公元 10世纪 ) ,公元 7世纪后斜纹纬锦开始在中国流行 ,中国织工在束综提花机上制作斜纹纬锦 ,织锦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旧镇江手工丝织业的兴衰

镇江的丝织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过繁荣兴盛的景象,直至现代才逐渐衰微。现按时代顺序略述其历史上的兴衰情况如下。 一、三国吴至唐代 三国以前,我国丝织品的盛产地是山东、四川等地,长江下游一带还不会织锦。《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     

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

明代苏州,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城市日趋繁荣,不仅成为江南地区政治与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之一和商业大都会。在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激增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如何加强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成为统治集团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唐五代宁绍地区的纺织业

宁绍地区的纺织业历史悠久,隋朝时曾用野生蚕丝生产过较高水平的耀花绫。唐代前期,越州丝织业代表了南方最高水平,许多产品进贡朝廷。唐代后期至五代,在吸收北方技术的基础上,越州和明州的丝织业发展迅速,产品质量和技术已达到全国最高水准。宁绍地区的主要产品有绫、罗、纱、绮等。此外,越州大量生产麻布,但受到了丝绸业的影响,质量一般,然产量较大,而明州的麻布纺织就比较落后。     

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

杭嘉湖是明清时期蚕桑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蚕桑丝织业不仅在该区域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带动该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变化的轴心和动力。因此,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在促进该区域的自然经济的日益瓦解、商品经济逐步取得优势的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丝织品贸易

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鄯善国,历来是中原丝织品西传必经之地。20世纪初以来,新疆出土了大批佉卢文简牍,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3至4世纪鄯善国内丝织品流通及贸易等问题。简牍显示,丝织品在鄯善国内走俏,并深入鄯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着中西丝绸之路商贸的不断发展,鄯善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丝织品种类不断丰富。鄯善国同中原内地的商贸互市为鄯善国丝织品贸易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随着丝路沿线诸国的转运贸易,来自西方的丝织物亦进入鄯善国内市场,鄯善国及其周边贸易亦趋向多元。     

概述明朝末年苏州手工业工人和市民的斗争

明后期,苏州在家庭手工业广泛存在的基础上,城市工场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丝织业来看:“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篡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实录》)。那时,有各种专门手工技艺的工匠,分别在不同地点等候受雇。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叫车匠,立濂溪坊。“素缎织工聚白蚬桥,锦缎织工聚金狮子桥,名曰立桥,以便延唤”(《吴门表隐》)。当时,苏州“东北半城万户机声”,是丝织业的一个中心。并且“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丝织品已行销全国。苏州每年产绸有数十万匹,绫、罗、紬、纱、锦三十多种花色。这些美丽闪光的丝绸,是工人用血泪和汗水织成的。“双臀坐不安,二脚蹬不直,半身入地牢;间口尝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陈铎《机工谣》)。这就是织工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封建统治者对丝织业工人无穷尽的掠夺和残酷剥削,在苏州先后激起了手工业工人、市民的斗争,农民抗租抢米斗争和“奴变”。这场壮烈的斗争,震撼和动摇了明末封建统治的基础。兹将明末在苏州发生的几次重大斗争概述如下:     

试论汉初道家思想的宗教化

汉初形成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后与盛行于民间的神仙方术思想融合,演变为黄老道。在东汉后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最终转变为道教。汉帛画及古代丧葬文化和道教养生学,正是黄老学对道教形成的影响的外化。     

清末山东蚕桑业的推广和改良

近代山东蚕桑业的推广和改良主要发端于清末,通过当局的大力提倡,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取得了一些令人注目的进展,构成了农业经济内部一系列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当时政府的农业改良政策、蚕丝国际贸易及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以及经济效益的驱动,则为推广和改良的展开并获得成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铁路与近代日本制丝业的发展

在近代日本赖以创汇的产业中 ,制丝业一直独占鳌头 ,对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资本的形成、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 ,制丝业必须开拓国际市场 ,以生丝的出口换取棉花等原料的进口。日本政府在制丝产地敷设铁路 ,改变生丝运输的落后状态 ,便于输送季节性制丝工人 ,抑制来价上扬 ,从而降低了生丝生产成本。铁路的敷设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制丝业的发展     

明清鄱阳湖区的圩田管理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介入圩田管理的组织有官府、乡里、乡绅耆老、圩长与普通圩户等。圩田管理组织模式是:明代官府主导,乡里组织,乡绅倡修,圩户参与;清代仍以官府为主导,但更重视民众主体作用。该模式对新农村基础设施管理的启示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明晰产权主体,分清管理责任"。     

元代徽州路的手工业

元代徽州路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矿冶、丝织、酒醋酿造、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其中尤以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行业较为发达。官府经营和民间经营是元代徽州手工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官府手工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大,管理控制严格,官僚化倾向严重。民间资本与人力的投入和参与,使刻书业等民营手工业获得发展。元朝政府对徽州路手工业课税较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它们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与政府政策的嬗变

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和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末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农本工商末、农末俱利的思想与政策产生于战国以前.轻末、禁末的思想春秋末即已萌芽,其政策战国初业已产生,并曾在魏、齐、秦等国付诸实践.三者皆本、并重的思想北宋时即已产生,甲午战争后方最终成为国人和政府政策的主导思想.     

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关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多,关键是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一。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有机结合体。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考察,可见发现,商代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设施——城墙或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工商业,从而使"城"真正成为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准此,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从历史上汉水流域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优势

历史上汉水流域长期是沟通西北与中南的交通大动脉。周秦汉唐时期,汉中与襄阳先后为南北交通咽喉,汉水流域的农业经济对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汉水流域在交通、矿产、旅游业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     

新式交通对近代宝鸡城市发展作用探析

新式交通在晚清传入我国之后,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探索新式交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运用档案及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宝鸡地区近代新式交通的发展。认为新式交通改变了城市战略枢纽地位;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带动城市建设的发展。这种“因路而生”、“因战而兴”的城市呈现出明显的迅速成形和高速增长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