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深刻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变化:整体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并开始向高收入阶段转换过渡;基本消费大致饱和,开始向发展享受性消费为主阶段转换;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产能和供给过剩成为常态化现象;传统产业规模扩张阶段基本结束,新产业、新业态孕育成长;产品数量和价格竞争阶段基本结束,差异化竞争成为重点;传统领域固定投资高峰期大致结束,新领域、新方向投资成为未来投资重点;"引进来"单向开放为主阶段结束,"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重阶段全面开启。新阶段、新变化意味着新矛盾、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非均等化分配与均等化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

本文在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十大效应的基础上,以收入分配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为标准,重点通过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在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条件下非均等化收入分配与均等化收入分配的不同的增长效应,提出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适度非均等化收入分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在过剩经济条件下适度均等化收入分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并揭示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政策依据和含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的衰减,还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新常态背景下自然资源、人口、技术以及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常态背景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供给政策和长期政策的作用,通过振兴实体经济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福利分配平等性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新中国六十周年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文章分析了1949年以来福利分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与事实,总结福利分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中介渠道,对福利分配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总体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福利分配在阶层之间存在不平等,福利分配状况受制于财政支出与政策选择。通过改善福利分配的平等性,对投资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环境产生正向激励,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失灵——以1996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为例

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自定义的四大职能之一.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痼疾.政府如何进行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却知易行难.1990年代以来,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并用、政策法规命令兼施.然几番调控,不仅未能化解产能过剩,反倒逆向催化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的扩张和跃进,陷入诸多产业普遍过剩的困境.本文以1996年以来钢铁业的宏观调控过程为个案,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手段及效用的深入研究,分析了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诸多变量,揭示了中国式产能过剩与调控失效的政治经济逻辑,提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改进和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 1 978— 2 0 0 1年间中国农民收入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 ,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家户特征对农民各类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认为随着过剩经济的出现 ,农村家庭经营地位降低 ,以雇佣为特征的农村劳务经济蓬勃发展 ,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提高 ,并提出发展农村经济的若干对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的走势预测及中国产业未来发展分析

本文依据凯恩斯理论,对国内经济调整时期重要经济政策的总结、未来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政策和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未来引领经济复苏的产业内容和特点、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格局的变化趋势、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产能过剩的关系、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中国产业政策变化内容与变化方向及新市场的形成与新产业的发展等几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预测.     

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

近20年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过度投资形成的大量供给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国民经济增长比例失调、地方政府追求GDP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出口导向型的扩大外需政策和政府优惠政策都导致和助长了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为: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化解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在三至五年内攻克汽车、数码相机、电脑、船舶、飞机、工程机械、工作母机、光伏发电、新能源等事关国计民生行业的关键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民族企业中都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自主创新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技术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变化,挖掘银发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则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也可以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     

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产能过剩防范的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从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全面转入防范产能过剩阶段,防范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需要采取可持续综合措施。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行业资本产出比、高质量制度供给、工匠精神铸造以及产能利用统计等多个维度分析防范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防范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     

产能过剩下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的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在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高速增长阶段,但投资过度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中小企业既是过剩产能尤其是落后产能的主要制造者,也因无法有效应对产能过剩下的市场危机而极易陷于经营困境。因此,政府应当创新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增强中小企业防控和应对产能过剩的能力。     

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大多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应做出相应调整。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是政府行为调整的出发点。那种引领新常态的说法有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些根据政治决策倒算出来的或者依据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推算出来的未来潜在增长率，缺乏科学依据。政府应逐步减少采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经济过程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而应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的制度性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体制框架，让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大庆经济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挑战与风险并存致使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科学认识经济新常态,积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求稳经济增长速度,从而稳中求进,是推动大庆市经济发展步入新台阶的必要阶段,而对于技术创新、制度规范、城乡差距等问题的解决则是实现大庆经济稳中求进的有效途径.     

经济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结构优化

收入分配结构优化能够为新常态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既包含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通过居民来源性收入形成的家庭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也包含优化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以利于经济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提高劳动者报酬，降低资本所有者所得，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并通过二次分配向低收入者群体倾斜，有利于改善微观家庭主体的规模性收入分配，从而有利于化解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下的利益诉求，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升或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自然调整的结果。     

运用积极财政政策 谋求经济发展新方式——基于当前通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视角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长期依赖外贸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面临较为严峻的冲击，外贸出口减少、市场供给过剩、消费能力不足、物价持续下跌等通货紧缩风险凸现。要克服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困难、产能过剩等不利的局面，必须灵活机动的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依靠发展内需、走自主经济增长的新方式。     

居民收入增长、分配结构与消费升级：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主要依靠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文章研究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的关系,并将影响消费升级的两个因素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以期找到增加消费的长效机制。在分析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时,引入分配结构调节变量和储蓄、资产价格、财政支出等控制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和经验检验。研究表明,收入增长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受到分配结构的调节影响,即收入增长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受分配结构因素的影响,注重分配结构的合理化或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应控制资产价格、降低教育成本、保持开放态势和优化财政支出,形成收入增长推动消费升级,进而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论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成长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甚至趋于消失,需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供给层面看,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红利将构成新增长动力的基本要素;从需求层面看,培育居民消费、开拓新投资领域、产能和资本输出将释放生产潜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坚实地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关键在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信息革命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产业生态系统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导致"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缓。然而,随着信息化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一些由技术现实驱动的产业业态变迁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技术发展趋势,在既有理论基础上,试图详细阐述"新产业生态系统"的内涵和作用机制,"新产业生态系统"为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工具。     

新常态视角下贵州工业化发展研究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而要适应新常态趋势变化,必须拓展思维、深化改革、勇于创新,以"非常态作为"应对"经济新常态",积极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这对贵州经济尤其是工业化发展具有方向性的影响。贵州经济长期处于欠发达欠开放阶段,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工业化发展中将会面临"阵痛期",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因此,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化路径不仅是贵州适应经济温和增长的新常态、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的重要命题,也是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