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莲峰志》与地方志

方志是一门学问,它和我国史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方志起源于商、周;发展于汉、魏、六朝、隋、唐;定型于宋、明;鼎盛于清代。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编辑《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他在该表序中说:“宋、元、明、清、民国五代之方志,总四千九百一十二种,八万二千四百一十四卷。”“有清一代集其大成,见有志凡四千三百零三种,占全数五分之四。”清代方志,盛于康熙,是和康熙之治与康熙皇帝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从而使方志体现了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特点。王船山(公元1619—1692年)编撰的《莲峰志》,是清初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地方志。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的源流

<正> 地方志,就是专门记载某个地区的疆域、山川、古迹、风俗、人情、方言、地方人物的传记以及重大事件的沿革的史书,一般称“地志”或“方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地方志,就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自治州”)的史书。“湘西自治州”,在秦代属黔中郡;汉代属武陵郡;三国、晋、宋,一直到齐,分属武陵郡、天门郡;梁代分属武陵郡、天门郡、夜郎郡、卢州、南阳郡;陈分属沅陵郡、北衡州、夜郎郡、南阳郡;隋分属沅陵郡、澧阳郡;唐分属辰州、锦州、溪州、澧州;五代分属辰州、溪州、澧州;宋分属辰州、澧州;元分属辰州路、澧州路、恩州军民安     

略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发展关系

地方志与地方年鉴都是以一定地域或区域为记述对象的资料书籍,随着方志与年鉴事业的发展,有人提出了既有方志编修就无需再编辑年鉴,有了年鉴就不必再修方志,年鉴可代替方志等观点。本文认为地方志和地方年鉴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性质、体例体裁、表现手法和功用上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不存在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的问题,两者是并存发展不可偏废的。在发展关系上,根据年鉴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和建立统一、完整地情资料系统的目标及其环境条件,年鉴编辑应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方志机构进行管理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最佳选择。     

对“道德生产力论”的两点质疑

由王小锡先生提出和论证的“道德生产力”理论,被夸大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实在是言过其实。以王小锡先生为代表的“道德生产力论”者没有搞清楚道德概念的真正含义,不了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符合每一个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属于“经济人”道德。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曲解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在生产力中包含着“××”要素。因而,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概念中,不能逻辑地推导出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概念和他的“道德生产力”理论。     

会稽二志

宋、元两朝,是我国各地开始大量修纂地方志的时代。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浙江省共有宋代方志一百三十九种,元代方志三十九种。这中间当然不乏佳志。其中如《临安三志》、《四明六志》,已经成为后世对于一个地区几种不同的宋、元方志的美称。清陈(鱼禀)在嘉庆十四年(1809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喜读《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志》

地方志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素有“一方全史”之美称。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百年华诞之际，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从内容到装帧都有较高质量的《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志》（以下简称《一院志》），为我市方志园圃又增添了一朵奇葩。     

中国方志书发展述评

我国地方志历史悠久,取材丰富,分门别类,广泛而详细地记载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洽、经济、军事、工业、农业、交通、文化、灾异、风俗、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科学资料的宝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方志数量极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保存至今的方志有八千二百余种,约十二万卷,     

方志学的文学价值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著述极富,在世界文化史上居于优先地位。 从有关文献及历代地方志书本身考察,早在周代就已有地方志书出现,迄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了。且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纂修方志之举从未间断。隋唐以降,由于封建社会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国防上的需要,更加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定期纂修方志,蔚成风气。清代统治者积历史之经验,极其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康熙、雍正皇帝都曾下令全国各省府州县修撰志书,其后并规定各州,县志书六十年一修的制度。当时许多著名史学家,学者积极参与修志,官修私修并举,且出现了如章学诚那样造诣甚     

略论扬州的近世地方志

我国地方志演变发展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反映。由于我国社会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此相适应,我国地方志也经历了古代地方志、近世地方志和现代新方志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代地方志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形态下产生的地方志;近世地方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产生的地方志,现代新方志是新中国     

清道光戴本《太康县志》

河南省现存地方志中70%为县志。以清道光八年(1828)戴凤翔修的《太康县志》为例,大致了解这一时期县志编撰背景、体例和内容上的特点:县志是在清末方志编修体例上除旧布新的背景下中产生的;装帧形式比较特殊,既有线装书的痕迹,又具有包背装的典型特征,这反映出志书的装帧形式是不断朝科学、完善的方向演进的;书名页和版心格式则反映出清朝基本上沿用明朝后期的板式风格。     

略述我国古代修志传统经久不衰的原因

纂修地方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具的优良传统。上古的方志,“其书今不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即使从秦汉到清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无论王朝更替,还是社会制度变迁,修志事业都没有中断过。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修志风气之盛,自不必说。就是政局动荡、战无暇日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官私志书也屡有修纂。据《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著录,南北朝的方志就将近百种。其中宋盛弘之的《荆州记》、齐粱间伍端休的《江陵记》、陈顾野王的《与地志》、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北齐李公绪的《赵记》、北周宇文毓的《国都城记》等,至今还都有后人的辑佚本流传于世。后唐还曾严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各先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五代会要》职方)后梁的《天下郡县目》、前蜀杜光庭的《续成都记》、南唐涂虞的《豫章记》等,都有文献可考。     

为我国近现代方志书稿的检索提供方便

地方志(旧志书稿)是我国灿烂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数量极为丰富,史料价值极为珍贵。我国古籍的总数量大约是八万余种,而现存的旧志书稿就有八千二百余种。这些方志书稿“比‘廿四史’、‘九通’这一类的书籍还重要得多。因为“‘廿四史’、‘九通’之类是以王朝为中心,只是记录有利于维护统治与服从故有秩序的事实和言论,而丝毫不注意到平民的生活与活动;它们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里面自然找不到有关广大人民的材料。至于方志,便以社会为中心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一切不载于‘正史’内的都借方志保存下来了。” 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在它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盛世修志”已成为传统;修志的地域广,上至全国、省府,下至县镇、乡里,均修有志书。另外还有山水、寺     

日本现存中国大陆缺、残明代地方志考录

明代对纂修地方志书极为重视,遍及各州郡县,所修方志数量极为可观,但散佚很多。通过对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与中国大陆地区相比较,发现有许多是中国大陆缺藏或残存的,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而且对目前所见有关地方志目录有所补正。     

“自××以上”等结构试析

古汉语里有“自××以上”、“从××以下”、“由××以东”、“自××以来”、“自××以往”、“自××以前”,“从××以后”等结构,可以用作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兼语和复指结构,还有用作谓语的。已有的著作有谈及这一现象的,但     

“如(若、奈)××何”的结构试析

在古代文献里,常常可以看到把“如××何”、“若××何”、“奈××何”用在主语之后(也常有省略主语的),或用为状语。在“如”、“若”、“奈”与“何”之间插入的是名词、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或代词。“如”、“若”、“奈”在不同的著作中的使用情况也有不同。笔者抽样调查发现,《论语》、《孟子》中只使用“如××何”;《左传》中使用“若××何”,只两见用“如××何”;《韩非子》使用“奈××何”,只一见用“如××何”;《国语》多用“若××何”,少用“奈××何”;《史     

“六朝故都”与“六朝文学”中的“六朝”

<正> “六朝故都”指的是我国著名的六大故都之—的南京.《小学绀珠·历代类·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则指的是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此一概念起于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前者为地理概念,后者属于文     

略论章学诚的方志学

我国撰著地方志的历史悠久,及至清代,最为盛行。在清代以前,对于总结历代地方志的得失,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深入研究者,尚无其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也无非着重对于国史等进行总结,加以评论,而把地方志只列为史学杂著的一部分,因此,对地方志的评价并不客观。直至一千多年以后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撰修地方志的实践并总结了前人撰修地方志的成败和得失,把地方志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建立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其代表著作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篇中,集中地表达出他对撰修地方志的系统见解。其重大成就在于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志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地方志的概念、性质、内容、体例及社会作用。为我国史学作出了贡献。章学诚的方志学,成了乾嘉时期史学界三大突出成就之一。     

论方志的文化属性

近几年来,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对文化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无论是对思想文化,还是对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都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成就.就连“鬼”文化、“神”文化、“茶”文化、“龙”文化的研究亦颇为热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在每所图书馆线装书库里占有巨大数量的各种地方志书,其文化属性却得少有人进行研究.笔者有感于此,拟就方志文化属性谈点粗浅认识,以就教方志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