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与流动儿童的留城意愿——一项基于家庭教育内容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7年年末在南京市进行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家庭对其子女“如何与城市人交往”的教育内容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家庭背景的流动儿童是否有着不同的留城意愿。研究发现,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其子女的留城意愿存在着显著影响,而流动儿童的家庭背景差异也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内容。     

家庭对流动儿童择校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把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多的公立学校和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这三类学校接收的流动儿童大体上对应于不同的流动人口阶层,依此为参照,分布在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社会网络质量、独生子女比例、家庭教育期望和条件等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在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中,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家庭状况,流动儿童和户籍儿童均无显著差异。     

社会教育：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结果,从社会文化机构接触、大众传媒接触、社团活动参与、课外知识来源渠道四个方面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比较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流动儿童的社会教育要优于留守儿童。文章最后从社会结构制约和家庭教育缺乏两方面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北京市某区的问卷调查

利用"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基期数据,本文讨论了流动儿童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及影响因素,旨在回答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家长的个人生活经历与社会态度是否会影响到家长的教育期望这两个问题。结果发现,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就读于不同学校儿童的家长,其教育期望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与家庭的经济条件无关;儿童的学习成绩、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学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等家庭的文化背景及家长的社会态度乃是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并且,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不同的。但教育选择(就读何种类型的学校)与教育期望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社会排斥研究——以南京市H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个案研究为例

本文聚焦于南京市流动儿童享有的教育机会,通过在H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所开展的访谈、问卷调研及对相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解读,探讨流动儿童在享有教育机会上所面临的不公正、不平等待遇。尽管国家要求地方政府要为流动儿童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但地方政府政策又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其获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包括制度排斥和经济排斥。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保障流动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两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逻辑比较与实证研究

两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社会。不仅要适应城市的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适应城市文化。但是,对于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两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不同的适应逻辑。第一代农民工以人和土地的直接联系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规则。他们步入城市后,跨越空间阻挠,复制和移植了这种乡村规则和文化理念,仍然过着“文化内卷”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场域之后,打破了人与土地生息萦绕的轮回情结,通过文化适应层面的层层努力,实践中不断反省和试错,获取并内化了城市的文化符号,进而形成了某些惯习,“去内卷化”特征较为明显。     

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社会排斥——成都市社区个案研究

本文以社会排斥理论作为概念工具,对城市新移民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进行研究。笔者从新移民和城市居民两个不同的角度收集资料,根据新移民的职业、在城市的居住时间和长期居住意愿选取典型个案。笔者从经济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社会排斥是新移民社区融入的壁垒所在,缓解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区参与、社会交往的“破冰”,是形成社区内社会关系“互构共变”的基础,是城市新移民真正融入社区的前提。     

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比较农村地区11～14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的教育机会(定义为是否在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偏高,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2)与母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得到改善,但与父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独自流动和与父母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受到不利影响,但与母亲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与其他儿童无显著差异;(3)女童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孩,但儿童类型对教育机会的作用不因性别而异.模型分析结果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启示意义.     

进城农民工子女状况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在以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城乡差异制约下,农民工自身在城市尚难以完全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子女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需进一步妥善解决,并且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公平又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选取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样本,并对其15周岁以下子女进行性别年龄结构和分布特征分析,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不同流动类型和不同居住地类型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子女的辍学率和就读学校类型等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一项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已有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层次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融合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制度身份对他们融人城市的限制,且未能从群体的层次将他们的现实处境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以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为例,从融合的社会经济维度探讨该群体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并提出以制度身份为基础的该群体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才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症结所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全国几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探索当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不再具有兼业性质,而具有职业性质,农村出现结婚即分家、自己养老、隔代抚养等新的代际规范,表现为失衡的代际关系。这可称为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是亲代尽一切努力辅助子代向城市移民,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共同形塑着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     

‘Sent Down’ in China: Stratification challenged but not denied

Dramatic shocks to social systems can disrupt normal social processes such as life course sequences and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Such shocks provide a rare opportunity for contrasting normal and extraordinary social processes and thus revealing soci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that may otherwise be invisible. The curr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ent-down’ generation in China of the 1960s and 1970s, many of whom were forcibly relocated to the countryside following middle 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to “learn from the peasants.” Although most of these young people eventually returned to urban areas, the experience was traumatic for at least some and disrupted normal life course developments and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for many.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those who stayed in the countrysid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dicate that both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power of parents was unable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being sent down. Nevertheless, as the process matured, stratification forces reemerged in the ability of politically well-placed parents to facilitate the early return of their children. Despite some success in attaining college education an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for the sent-down generation, sent-down men report more unhappiness with life than their non-sent-down counterparts and sent-down men and women report much earlier retirement and withdrawal from the labor force than non-sent-down women. These findings collaborate and extend prior research on the sent-down generation and illustrate the lasting effects of both inequality and of attempts to change inequality.     

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与高中择校、高考移民的辨析及启示

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成为继义务教育之后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与"高中择校"、"高考移民"的模糊性限制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该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三者共性及差异性进行了辨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政策导向上将三者区别对待,在实践上将"父母社保号/一定年限纳税证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籍年限"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资格,以期为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权利的保障进行有益的探索。     

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入地区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

论文采用访谈和观察的方法,对甘肃省东部蔡村青年男子的择偶困境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使得流出地农村青年男子的择偶难度加大：彩礼飞涨,家庭负担加重;凑合婚增多,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等等。贫困地区青年男子的择偶难问题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从婚恋方面对于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纳入关乎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来。论文是对有关农民工婚姻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带土进城”与农地权益保护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害,农民市民化进程减缓。农民能否可以带着土地权益转为市民?研究表明,农民"带土进城"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有助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有助于农民享受城乡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农民"带土进程"不但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个缓冲期,还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