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技术政策的历史演变及自治取向

中国30年技术政策的历史演变源于执政党意识形态转换与技术经验积累的实践过程,并逐步接近于一种民族技术自治、创新人才激励、技术创新扩散和产业优势培育整体推进的＂四重奏＂模式：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借助国家或政府投资创新系统和重大专项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追求识别、利用和管理跨国创新,不断积累自主创新的核心能力,形成自主产权的技术和品牌,在区域创新竞争与合作网络平台上,推动国内企业发挥商业性研究开发与产业性研究开发的互动作用,逐步、有效地将我国既有的智力或知识资源变成新的产品和服务,提高技术进阶水平,进入全球高端产业链条中,取得长远竞争优势,在相应权力治理与制度安排下,以自主产权的技术和标准影响技术全球化方向。这表明该模式并不能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被简单概括为（新）技术民族主义或（新）技术全球主义,而只能在技术经济实践意义上被看作一种融技术全球本土化与技术本土全球化为一体的民族—国家时空行动。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

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庞中英本文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心观点是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民族国家的终结，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经济全...     

美国文化全球化的层次结构分析

全球化时代,随着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出现了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全球文化出现了美国化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文化多元化现象的存在。本文运用文化的层次结构对美国文化全球化进行分析。通过物质文化(表层)、制度文化(中层)和价值文化(深层)这三个层次结构的分析,发现在物质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最深,制度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次之,而价值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最弱。因此导致了物质文化层次全球文化美国化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表象;而在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层次出现了全球文化多元化现象。正是由于美国文化在不同层次上全球化程度不一致,在借鉴和接受美国制度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出现了制度文化层次的美国化与价值文化层次的本土化不相符的现象,导致了文化和文明冲突。     

全球经济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共治”

正处理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这些年得以快速发展最为关键的一点,而这也是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治理建议或答案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参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通过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直接服务于安全、经济、环境、健康等多方面国家利益的需求。     

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变革

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对传统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超越。全球化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不仅体现在物质层次上,更重要的是在互动过程中对世界各国之间的观念重塑和建构。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要处理好三对关系:(1)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2)新旧安全观、利益观的关系;(3)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全球化与本土化广告的策略转变

"全球化与本土化"广告策略,最初以全球标准化作业的形式进入本土市场,但是这种策略具有操作层面上的困难,不易在各具体的本土广告市场中产生显著效果。因此,近年来许多全球大广告公司的本土化策略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即由"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策略,向适用的"本土化思维与行动"策略转变。这种转变是跨国广告公司在总结全球广告策略的得与失之后,所制定的更加适用的本土化广告策略,其广告表达完成了全球性认同与民族性认同的协调一致。     

美国对中资并购实施安全审查的经济民族主义分析

后危机时代,外资并购美企股权或控制美国境内生产性资产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投资领域盛行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在此影响下,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呈现出借助并购审查制度限制外资准入、政治力量公然干预个案审查程序及外资安全审查导致"商业问题政治化"等三大趋势。美国政府和国会内的保守势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频频对中国公司正常的并购业务进行限制和干预,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已成为制约中资企业赴美并购成败的关键变量。从"国际体系内中美实力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逻辑下利益博弈"的视角来看,中美实力竞争、经济技术博弈和国内选举利益考量是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外资并购审查领域肆虐的主要根源。     

刍议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一个民族所采取的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制度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而在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民族又是与国家紧密联系的,例如,中华民族与中国、美利坚民族与美国、法兰西民族与法国等.因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就要求中华民族的团结,就要求大力弘扬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由于"阶级决定论"和"意识决定论"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许多学者并不能正确对待,陷入了一个外国可以有,中国不能有的误区,如果不能及时从这种误区走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必然因为没有自己民族的利益主导思想而延迟.     

当全球数字生态遭遇霸权政治:5G市场谈判中的“华为冲突”

当美国政府以霸权政治和盟国体系来封杀一家信息技术企业——华为公司时,历史让两个重大冲突在今天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一个冲突是中美之间大国的竞争;另一个冲突就是建立兼容、开放、自由的数字生态还是建立割裂、封闭、阻断式数字生态之间的矛盾。未来是以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特征来建构一个可靠的互通的数字生态,还是被国家边界和地缘盟国体系裹挟去构建一个相互割裂的数字生态,这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场围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冲突中,受损害的是全球用户,延误的是全球各国的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布局,影响的是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联合国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受损的是良好的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做本国企业的利益维护者外,还要举起维护"数字生态的兼容和开放"这面旗帜,去启动一个全球数字治理的新纪元。如果我们不能将与此相关的外交论述从中美技术冷战中转向维护未来数字生态的分水岭之争的话,那么中国和华为公司还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