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演化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家"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旧家庭被彻底解构,工农家庭浮出水面,革命大家庭真正形成.文学叙事中家庭赖以支撑的血缘情感逐步淡化,阶级感情逐渐取代家族亲情,但传统家庭话语系统仍是革命大家庭的通用规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革命大家庭只是代替传统家庭而非取消家庭的功能.     

维吾尔族家庭规模初探

家庭规模,也即家庭人口的数量,有时也包括家庭的代际层次。一般简单地分为“大家庭”、“小家庭”,其“大”与“小”的具体指标多是相比较而言。概括地说:包括三代及三代人以上的家庭一般人口多,称为大家庭;两代人或一代人家庭人口相对较少,称为小家庭。从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关系看,核心家庭属小家庭,扩大家庭和联合家庭属大家庭。对家庭规模的探讨是研究家庭婚姻制度、人口生产和老年人生活方式等问题必须涉及的课题。对维吾尔族家庭规模的专题研究尚较少见,笔者力求本文能提出一点新意。     

当家庭遭遇革命——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家庭的解体及其文学表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行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成为一种显在的阻碍力量。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有必要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摧毁传统家庭模式。为了瓦解传统家庭,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十七年文学采取了一种改写、将家庭问题政治化和去私化的策略,将个人从传统大家庭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其置于一个新型的集体组织中。当革命的大家庭接纳了失去小家庭的个人,并以集体的名义实施对个体的全面控制后,个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拉祜族大家庭的调查与分析

解放前拉祜族已普遍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在云南省澜沧、孟连、耿马、双江以及西双版纳一部份拉祜族地区还程度不同地保存着一种集体占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并实行共居共食的原始共产制的大家庭形态及其变异形式。现根据笔者在澜沧县糯福公社南段大队南段老寨几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拉祜族这种大家庭的居住形式、内部结构、经济基础、与村社的关系和家长的权力等问题作一些考察和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些资料,供民族学界对家长制家庭公社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鄂伦春族地域“乌力楞”的特点

鄂伦春族从十七世纪开始,血缘“乌力楞”逐渐向地域“乌力楞”转化,由于其特殊的生存方式和历史原因,使鄂伦春族的地域“乌力楞”具有与农牧业村社不同的特点。 下面从八个方面分述之。 一、地域“乌力楞”占绝对优势,但仍有个别血缘“乌力楞”的存在。比如在毕拉尔路“乌力楞”中,只有约9％的“乌力楞”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这个唯一的血缘“乌力楞”是由一个父系大家庭组成的。但这个“乌力楞”仍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父系家庭公社,因为除了血缘因素以外,其它方面都与其它“乌力楞”无异。 二、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这一点是农村公社的重要特征,鄂伦春族也没有例外。 在家庭公社阶段,公社实行严格的共产制原则,全部财产归公社集体所有,共同劳动,集体消费,只有一小部分个人用品除外。生产工具和住宅也无例外地归公所有。到了农村公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分省而治: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新疆治理方案

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新疆关系若即若离,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难题。此时,知识界纷纷建议按照区域主义原则,实行新疆"分省而治",加快新疆省制化步伐;当然,也有论者主张按照族群主义原则,实行新疆"特别自治"。当年知识界所思考的许多问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因此,对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有关新疆"分省而治"方案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与养老对策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生育观念转变,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多数家庭由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演变成为核心家庭,少子女或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家庭常态模式。家庭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快速增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基础逐渐丧失,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作者从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入手,分析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探讨解决养老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传统家庭合与分的制度考察

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着对民众居住方式有着不同影响的制度.概言之,既有抑制亲子分爨、兄弟分家和鼓励大家庭维系的制度,也存在有利于小家庭成长的制度环境.在多数时期,法律、政策、宗规族训、惯习等对分家的限制虽有作用,但较少刚性,并且元明清时代法律对分家的限制作出了让步.由于非福利社会中家庭养老是子代不可推托的义务,父母在世时尽管兄弟不分家的复合型家庭难以普遍保持,但直系家庭是近代之前的重要形式.总体看,历史上的家庭形态构成为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和核心家庭并存.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这两类中小型家庭高于复合型大家庭,当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会有差异.     

诠释学视域下“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

“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有两条:第一,隐存的路径;第二,显在的路径。隐存的路径是指庄子与庄子后学在通达“齐生死”的逻辑进路上有所不同。在“临尸而歌”中,庄子把生死问题置于“心——道”结构的内向人生修养框架下予以消化。在“鼓盆而歌”中,庄子后学把生死问题置于“气化论”的视角下理解。显在的路径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庄子后学把“临尸而歌”改编为“鼓盆而歌”而凸显。改编主要体现为人物“主体”的转换,即庄子后学把故事的核心人物由孟子反、子琴张、子桑户、孔子与子贡改编为庄子与其妻子。第二阶段由第一阶段的改编而引发,庄子与其妻子的登场把生死问题置于一种现实的家庭场景之下,使后代读者更容易体悟庄子“齐生死”的生命感受。薛恭祖、戴良、阮籍面对“临尸而歌”与“鼓盆而歌”所提供的现实图像,分别表达了自己对生死问题的独特看法。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由《韩非子》所见楚国史料推考屈原命运沉浮之根由

"两用昭、景"是楚宣王和楚威王一贯运用的重要制衡策略。楚怀王初年,昭、景坐大。为了抑制昭、景,强化王权,怀王调整策略,转而重点扶植屈氏。这是屈原后来得以出任左徒的根本原因。但丹阳一战,屈氏猝然遭遇重创;蓝田战后,怀王更是威略难振。嗣后怀王,包括顷襄王不得不再蹈宣、威旧辙,继续两用昭、景,是以屈原始终难获起复。屈原一生命运沉浮完全与怀王、顷襄王调整"两用昭、景"这一制衡策略的整个过程相始终。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无憾的女性审美观--兼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心态

才子佳人小说是清初影响很大的一个小说流派,主要以恋爱婚姻为题,其中的女性角色不仅美貌才情兼具,而且自觉遵崇践履礼仪道德,被作者塑造成"无懈可击"的"完美"人物.而清初又是一个动荡残破的时期,出现这样一批莺歌燕舞卿卿我我的小说,着实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但正寄寓着作者"难与外人道"的复杂的心态.     

失独家庭的缺失与重构

"失独"作为不幸的家庭变故,不仅破坏了家庭结构,更颠覆了家庭关系,因而导致家庭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失独者"已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群体,我们要从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关注"失独家庭",帮助"失独者"实现家庭重构。家庭重构主要是通过家庭功能的恢复来实现。在"失独家庭"重构中,"失独者"本人要发挥核心主体作用,国家和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下)

九百年来的社会变迁 ,导致了南宋迄今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有三种价值取向 :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 ;二是 2 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 ,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这一是非评议变迁过程 ,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本文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简要勾勒了九百年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的大致轮廓。透过这个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迄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九百多年的变迁过程,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

清代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基本完成改土归流，移民通过招民垦荒、自发移民、官兵及家属的落业入籍等方式大量流入土家族地区。从土家族地区姓氏的增加、改流初期人口民族构成结构的变化、雍正和乾隆两个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移民会馆的大量出现与增加等情况判断移民数量成倍增加．这给土家族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比起唐朝五代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是更加法制化 ,制定了“逃田法”、“远年无案籍逃田法”、逃田“请佃法”之类的专项法规 ;经常以诏敕的形式对这些“常法”作临时调整 ;官府在处理逃田产权时 ,更加注重以法律文书或者官府文书为据。二是制度更加细化 ,对逃亡原因不同的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期限、复业后的收益权等作出不同规定。三是制定和调整政策时的财政考虑更加突出 ,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 ,调整逃田收益权在官民之间的分配。四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请射”或“权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同时 ,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逃田产权制度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但是 ,受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的影响 ,加上南宋以来财政困难加剧 ,地方官员上供财赋的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在处理逃田产权中存在着申逃不实和非法赋敛等诸多弊端 ,大大削弱了逃田产权制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