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理欲观时,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理欲观,他在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问题上,极力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提出了人性择善论的思想。戴震之所以要推翻程朱理学的理欲观,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理欲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     

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戴震成性观的解读及其评价

戴震哲学有返本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它消解了理学中天理的形上化和实体化倾向,在人性观方面以人之自然所赋为起点,主张了一种以人欲之实现为中心目标的成性之路,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于此达成共识的重要性.然而,戴震的成性观也有其理论所注定的局限性.     

理学与诗学的契合——朱熹诗法观综论

朱熹将理学修养中“涵养须用敬”之涵养移位于诗学研究,提出习诗者要象涵泳经典一样涵泳诗意,将理学本体论与诗学工夫论联系起来。朱熹之诗法观是其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在诗学问题上的反映,后世诗论正是在对朱熹诗法观扬弃的基础上开展了对诗法的进一步研究。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理本论和心本论之外的第三条进路——《胡宏》析要

:宋代理学发展 ,不应划分为两大派 ,而应划分为三条进路 :程朱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胡宏的性本论。胡宏的性本论在逻辑上为第三条进路 ,它避免了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局限性。胡宏沿着第三条理学进路 ,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人们往往没有深察胡宏论性的层次性 ,从而误解胡宏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事实上 ,他坚持的是彻底的性善论。胡宏对“天理人欲同体”中的“欲”和“体” ,有着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理解。他的理欲观 ,并不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动 ,而是对其修     

论戴震之性理观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一本论的"实体"(entity),对柏拉图将本质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分有"(metechis)说予以无情的批判。其后二千余年,类似的一幕在东方贤哲戴震身上再现了。戴震以其性一本论、理欲一本论、性理一本论,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之性二本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理欲不相容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亚氏的功绩在于把柏拉图的理念从天上拉回到地面,戴震则把天理还给每个个体。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

关于戴震与江永间之究竟关系,学界多从钱穆及其高足余英时之说.然钱说在两个重要方面有误:一、谓戴震的朴学出自江永;二、谓江、戴二人初晤时间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年).其后,余英时虽对其师之前说进行了修正,即江、戴二人为师友关系,然仍坚持其师之后说.本文参校有关史料指出:不仅江、戴二人初晤时间实为庚午之二年后的壬申(1752年),且其二人之关系最多亦仅能处于师友之间,故所谓的戴氏背师之说实乃无中生有.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罗振玉日本访书述评

罗振玉访求佚书重视古钞本,对其文献价值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于其他版本佚书访求所获亦甚大,特别是从日本和刻本中发现许多中国佚书和善本,并为使这些佚书重新流布作出了贡献。同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使所得一些佚书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极大地弥补了中国文化的损失。他又开访求中国亡佚古本通俗小说之先河,对以后的学者产生了影响。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戴震辑佚成就述论

在清代辑佚学史上,戴震是引领风尚的人物,其遍治经术,补缺匡失,成就甚伟。然而,今人言辑佚之事,极少提及戴震。本文从实例出发,试对戴氏在辑佚方面的成就加以探讨。     

戴震《方言疏证》中音转规律研究

虽然早在西汉的扬雄就已注意到音转现象,但是最早探讨音转理论的乃是清朝戴震。戴震认为音转主要是声纽之转,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考察声转之法,发现声转不外乎两条规律,即＂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同时戴震还指出,韵部也可发生转化。他于《声类表》中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注意阴、阳、入三分,总结出韵部转化的三条规律：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相配互转,三为联贯递转。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方言词、假借词、同源词以及联绵词异形等语音材料的全面考察,得出音转语料128条,这些材料显示的音转规律,不仅可以展示戴震音转理论的科学性,还可以与前辈学者提出的音转理论相补充、相印证。     

戴震早期哲学思想再认识——以《屈原赋注》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早年受新安朱子学的影响,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在思想上为唯心主义者.但从戴震早年的著述考察,他对二程和朱熹的态度始终如一.可以肯定,早年的载震与晚年一样,始终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