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湖南赈灾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民不仅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祸患,而且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发动全省人民积极进行赈灾救灾,重建故土家园,采取了急赈、蠲缓、平粜、工赈、放贷、防疫、募捐及难民救济等赈灾措施.这一时期的赈灾,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政府政策的制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客观上安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促进了抗战事业的发展.     

地方冲突与国家治理: 1935年黄河水灾与苏鲁治水纠纷研究

1935年7月10日,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大溜南奔,苏鲁数十县被灾。两省主要围绕7月中下旬鲁西南赵王、洙水两河决口与8月底苏北大堤被掘发生纠纷。山东将赵王河、洙水河决口归因于苏省在微山湖筑堤修闸,阻水下泄,南阳湖倒漫。江苏则指控,由于"误会",鲁省兵民越境挖掘堤坝,演成苏北大灾。面对治下两个"特殊"省份的冲突,国民政府适时介入,然而,苏鲁在治水实践中依旧各行其是,中央决策几成一纸空文。该事件为考察"十年建设"时期国民政府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凸显即便在重大危机管理中,国民政府的相关举措不仅在"半独立"的山东难以得到贯彻,就是在统治核心省份的江苏也无法有效开展。     

徐州统战史上的一大亮点——“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一、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设立。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把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苏北、山东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按照延安发出的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937年11月迁入徐州，在徐州北关统一街税局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秘密办事机构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傅斯年与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教育甄审。傅斯年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关系很好,从甄审政策的讨论、制定到甄审的开展,他都参予其中。虽然他的建议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并不能代表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识。由甄审而引起的反甄审运动,扩大了收复区教职员和学生同国民政府的之间的裂隙。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弭盗靖海与稽管朝贡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为应对侬智高变乱,朝廷继设河东、河北等路安抚使后,特设广南东、西路经略安抚使,常驻地方,主持一路军政事宜。南宋时,诸路安抚使或省或置,唯广南东、西二路守臣沿带“经略安抚使”,“所以重帅权而服羌夷也”,直至宋亡。宋代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例由广州知州兼任,从皇祐四年魏瓘开始。粤地濒海,海上交通、贸易发达,治所广州为宋代重要的市舶港口及东南亚贡使入境的主要门户,然沿海地区亦常受海盗滋扰,为患甚大。故广东经略安抚使在海防、海交中均负有重要职责,而任职官员在弭盗靖海、朝贡管理等方面的作为、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宋朝海疆经略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     

话语缓和的语用功能研究

以心理距离的主体间趋同为主要标准,将话语缓和的语用功能划分为情感安抚、关系亲善与说服功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它们的差异及相互关系。分析显示,情感安抚功能只涉及单向主体间趋同,关系亲善功能涉及隐性双向主体间趋同,而说服功能涉及显性双向主体间趋同。在这些功能中,情感安抚的作用独特,因为它启动了双向主体趋同,促成了亲善功能与说服功能的实现。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中世纪晚期,英国严重的流民和贫困问题使得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英国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济贫措施促使中央政府济贫法制度的建立。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惩罚性政策到惩罚性政策与救济性政策相结合的转变过程,在其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济贫实践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出货币救济、实物救济与劳动救济相结合,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特征。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损害类型化视角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作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规范在损害认定和损害责任适用两方面未能实现有序、高效的协作。其原因在于缺少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类型化分析，忽视了不同类型损害在规制的经济学原理及法律制度需求上的重要区别。通过梳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学解释，可以发现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市场实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其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损害，降低交易成本所需的经济学方法和法律制度供给并不相同。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可以通过明确和激励求偿权利人的私法路径得到有效救济，而行政命令救济制度仅能在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有限范围内，为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提供更及时、迅速的救济。因而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需要并存、互补、协调的公私法协作模式。区域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方法是命令控制型管制和经济激励方法，因而区域型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只应以公法规范为主导。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古时期民间救灾综论

在我国中古时期,除了政府救灾措施之外,民间的救灾活动也开始日趋频繁,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在地方宗族大姓、宗教团体、市场都参与了救灾,并起到了救济灾民,稳定地方社会,弥补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古代救灾方式社会化、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活动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倡导与鼓励。但中古时期的民间救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民国湖南华洋筹赈会研究

湖南华洋筹赈会存在于1921-1924年,主要从事筹赈、急赈、工赈、米禁等灾害救济活动.它是当时一所新型的近代义赈机构,以典型的官绅合办模式运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和浓郁的近代化气息.它是此间湖南灾害救济的主力军.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