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离的社会学思考

政企分离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实现经营机制转型的首要条件。本文从政企职能,结构、身份、利益四个方面,探讨了在面对市场经济时,企业组织在社会系统中职能位置的变化、企业组织结构与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企业内部权力系统从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化、企业经营者身份与官阶系列分离、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分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由于以上诸方面变化的不同步性,可能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中的某些消极面得到综合放大,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提出在实现政企分离的过程中,必须完善社会的监督机制。     

城市基层治理的社企融合策略研究

社企混合型社区的存在,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从单位型向社区型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两种治理体制的并存和冲突,是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大特色,也是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根源。化解这一困境并推进城市基层社区的共建、共治和共享,关键在于从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出发,促进社区与企业在社区管理服务上的内在联动,并通过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等举措,实现社企在社区治理上的全方位、深度化融合。     

欧美现代企业产权治理发展新趋势

深化企业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破企业产权制度障碍,建立明晰的企业产权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产权经营与管理基础,进现代企业发展。公司治理结构包含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治理结构两大方面,其核心都与企业产权密切联系,产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主线与基础。欧美企业产权制度经过演变和发展,近年来,在产权治理上出现了六个方面的变化与发展新趋势,正对现代公司治理产生现实而深远的影响。分析欧美现代企业产权治理新变化有助于我们的企业建立更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合理地配置有效资源,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产权拥有上,积极寻求成…     

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的成长

本文放眼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综观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方面转型中的社会实践，观察了30年中青年从呼唤个性解放、享受世俗生活到向现代公民目标迈进与演变过程。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一个“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     

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策思考

近年来,恐怖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基地"组织为核心,同时发动多起大规模袭击的方式逐渐减少;由区域性圣战组织或基层圣战组织发动的单个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比率有所提高;小型化、分散化和网络化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新特点.这种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活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效果.于是,国际反恐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反恐方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反恐斗争中值得讨论的新话题.文章从国际治理、社会发展、宗教传播和文化包容四个方面,对如何应对国际反恐形势的变化进行了若干思考.     

从企业走入社 区——共青团组织跨世纪发展趋势探讨

关于共青团组织走出企业进入社区的问题,多年前讨论社区成为共青团工作基本空间的必然性①时,曾被提出过。今天,面对着社会巨大的发展变化及共青团的现状,老话新说,又有新的实证和认识;更觉得重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转制、社区的崛起、社会的变迁,这种背景下的团组织结构体制应有较大的变化和调整。一、走出企业是历史的必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现代企业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确立和发展方向的定位,直接影响到团组织的生存方式。我们早已认识到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占企业编制…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

本文讨论的是:私营企业家的体制资本对私营企业家的出现和发展具有什么影响,以此从一个方面透视中国大陆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基本结论是: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市场体制的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制度结构和机会结构,仅就进入市场经济来说,更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了改变社会地位和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但是,再分配权力的主导地位和自由流动资源的缺乏,使得那些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家在发展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发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体制背景和社会意义

自90年代以来普遍兴起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以社会整体性、多层面的变迁为背景，而且也在推进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价值重构等方面发挥着自己深刻而独特的影响。一、志愿服务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正在由以往的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就是指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由以往的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这就使得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以往的农业状态向工业状态，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由封闭半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变。这种工业化、城市化的开放社会使…     

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

单位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它特指工厂、商店、学校和机关等。单位意识则是人们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基本思想观念。文章认为,单位意识无论从社会体制还是从文化心理来说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然而其主流与现实社会中改革开放的目标又充满矛盾,并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之一。据此,作者提出了促使组织功能专一化、明确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扶持新组织生长的变革单位体制以调适单位意识的三条途径。     

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面临的挑战

本文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总背景出发，提出中国在９０年代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进入了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原有体制能量释放的过程基本结束；改革跨过单纯放权让利的阶段；外延扩张的高投入增长方式走到尽头；改革由单项突破转向配套的制度创新；渐进式改革面临挑战。文章认为，改革已深入到体制“硬核”，触及到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制度创新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过程，必须特别注意处理好一些基本的重大利益关系，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城市与乡村、非农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较发展地区与欠发展地区、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贫富差距与社会公正、就业保障与经济效率、腐败及社会秩序     

城市青年试婚现象成因

本文以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在对中国城市青年试婚行为作出质的分析基础上,从社会学的二维视角分析青年试婚行为的成因:一是宏观社会转型视角,从社会转型内容中撷取社会的价值观念演进、城乡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换、社会机制转轨四个分析变量,解析试婚行为的社会成因;二是微观个体需求视角,把青年生理欲求和心理变化作为微观分析变量,分析了试婚行为的个体成因。     

关于完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探讨

当前,国有银行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攻坚战",建立健全、完善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然而加快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性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正如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言: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就是公司治理.本文拟从国有银行原有体制的问题出发,探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措施.……     

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三资“企业青年

不可否认 ,在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上 ,“三资”企业与现实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上班工作感受的是一种文化 ,走出企业融入社会、感受的又是另一种文化。对于这种文化上的跳跃 ,他们如何去适应呢？围绕这个主题 ,我们重点从青年如何看待外企对中国市场和社会的适应策略 ,以及青年如何适应外企与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两个方面问题。进行了个案访谈。一、企业对社会的适应及“三资”企业青年的态度商业行为准则上 ,“三资”企业对社会的适应方式 ,与“三资”企业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不同企业 ,禀承的文化不同 ,他们对中国不太完善的市场制度和不太…     

关于完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探讨

当前,国有银行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攻坚战”,建立健全、完善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然而加快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性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正如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言: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就是公司治理。本文拟从国有银行原有体制的问题出发,探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措施。     

社会学笔谈两个研究领域将引起关注

１－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研究。随着对中国单位社会研究的深入，我日益感到，对中国单位社会的研究，不仅仅只是一个研究的课题，而是在逐步地形成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从单位社会这个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人们既可以从宏观上探讨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机制，把握中国目前社会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分析中国单位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从中观层面上研究单位组织的分层，资源与权力的分配对单位组织行为的影响；也可以从微观的层次上观察单位人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互动，从而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社会和社会结构。我和中国人…     

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与改进策略

近年来,上海通过系列探索实践,符合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社会治理体制初具雏形。但多年来,"政府负责"强而不优,基层党建、社会发育、基层自治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与整体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相匹配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上海应打破现行体制"行政主导、内部循环"的逻辑惯性,按照体系建设与分类治理相结合的总体思路,重点实施"政、社"关系调整、"社区中间层建设"、法治保障创新等基础性工程,加快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纵向垂直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横向网络化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     

城市“单位保障”的形成及特点

在50至6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高度组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单位体制”,在此体制下形成的保障即“单位保障”。单位保障包含着双重内容:其一是对职工承担了生活方面的无限义务,其二是对国家承担着职工的政治保险责任。并形成与此相应的“国家—集体—个人”的价值系列,取代了与传统家庭亲属保障相应的“家—国”观念。这种保障体制的积极作用在于稳定了人口集中的城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秩序,但其弊端亦十分明显。改革中单位保障逐步向社会保障过渡,但遇到社会心理的巨大抗拒,在某些方面,单位对职工的义务不是在减少而是扩大。目前,关于社会保障的改革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仍在继续,这方面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而本文仅是对相关各方面的初步描述。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婚姻家庭领域也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科学地认识社会经济发展与婚姻家庭领域变化的关系,预测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为婚姻家庭领域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设性建议,是十分有益和非常必要的。     

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自解放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变迁,两次变迁都是变革经济体制的结果,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变革均是在支配性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支配性路线的内容及其变化受制于三大要素:驱动、定向和检验,最基本的因素是驱动,即社会危机所派生的普遍性变革需求。目前中国的经济含有三种主要成份,其中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两种经济成份的竞争及其结局,将决定中国社会层次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