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诈骗"定性研究——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不应仅局限于刑法个罪之间的界分,而应将其置防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度中。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具有查证案件事实、审核证据的责任,而民诉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有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因此,我国缺少诉讼诈骗构成犯罪的制度基础。诉讼诈骗中,当事人的主张通过证据予以表达,法院依据诉讼证据规则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张定案,法院并没有被骗。诉讼诈骗构成犯罪,将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关规定冲突,而且还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     

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案件事实负有对等的证明责任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或否认的事实都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本属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某种原因或法律的规定可以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法院对举证人的举证依法定的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调查收集证据     

论民事诉讼中的攻击防御方法——以日本普通诉讼程序为视角

在大陆法系,攻击防御方法是民事诉讼言辞辩论程序的核心内容。日本民事诉讼法为大陆法系德国支系之典型代表。攻击防御方法以辩论主义为根据,以程序保障、武器平等、适时提出主义和口头主义为原则,其有助于实现诉讼公正和效率。攻击防御方法集中于事实和证据两个方面,其实施和审理在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有细致的规定。对于攻击防御方法,我国的理论研究缺失,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的程序保障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少有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程序保障的规定,这不仅已使立法内容相互之间脱节,而且使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和取证权利保障的滞后成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一对矛盾。论题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收集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就如何建构我国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的程序保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 ,只有针对法院的案件审限制度 ,而缺乏针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 ,当事人迟延举证时 ,案件审限难以实现。本文从借鉴国外举证时限制度出发 ,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必要以及该制度的模式构想作了一些探讨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

民事主体是依据民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诉讼当事人是能以自己名义向法院起诉或者被诉,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人。民法历史上经历了"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变迁,自然人、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相继得到确认。但对于非法人组织、合伙等第三类主体,各国均一度出现了民事主体与诉讼当事人范围的某种程度的分离。在中国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吸取经验教训,确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三元民事主体地位,以实现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构建。     

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关系之辨正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的关系被立法的"监督情结"和国家本位主义扭曲,呈现出审判监督权的过度发达和再审诉权的缺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规律.修订立法时,应当辨正二者之关系,取消由法院内部职权发动再审的"审判监督",将检察院的抗诉监督地位界定为当事人申诉案件中的"公权发动再审者"和公益再审抗诉案件中的"中请人或原告",在制度上区分当事人"再审诉权"性质的"中请再审"和"检举控告裁判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性质的"申诉",以期解决现实中"再审无限"和信访成堆的难题.     

浅析举证时限制度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据立法提上日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章探讨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时限制度。通过明确举证时限,逾期举证将会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在举证时限问题中,当事人新发现的证据即指举证期限内当事人所不知道的和一审程序后才产生的事实。     

当事人民事诉权保护的四个维度

对当事人民事诉权的保护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各国对此已达成了共识,并在许多国际公约中予以规定.但我国宪法和民事诉讼法却并未对其明确表述.对当事人民事诉权的保护应当从四个维度进行,即当事人诉权的宪法定性、诉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关系、法院主管、“适格当事人”理论的重塑等.我国当事人民事诉权保护的真正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民事诉讼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之比较

我国在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有较为成熟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理念和规定,将两者相关方面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同时也为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指明了方向.     

法院调解：当事人“理性对话”的权利场域

法院调解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中一种占主导性地位的运作方式。随着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法院调解制度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为应对这些新问题,首先要对法院调解进行合理的定位。法院调解应该不仅仅体现法官的;职权,更应当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对话”提供一个平台。     

试析美国辩诉交易中控辩力量对比及其启示

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并盛行于美国是与其奉行当事人主义和正当程序的诉讼价值理念分不开的,更与以其理念为基础的保障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完备的制度有关,如:律师辩护制度、检察官自由裁量制度等等。其价值理念及制度对他国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借鉴不无参考价值。     

比较法视野中的民事诉讼救助

民事诉讼救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主要体现了民事诉讼费用的保障功能,它既不是对诉讼平等原则的背离,也不必然排斥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惩罚功能.在比较法的视野中,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救助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但它还应在法律渊源、申请主体、申请要件、审查裁判和裁判撤销等五个方面实现改进.     

源自历史反例的思索：民法“帝王条款”学说评价

考察成吉思汗与朱元璋以诚实信用为主线的社会治理实践,不难发现,拨乱反正的治理效果与人民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悲惨命运是并存的.这类史实反映诚实信用缺乏制暴品格.事实上,诚实信用仅具有"守信不欺"的内涵规定性.否认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妥的.但是,对历史反思表明,"帝王条款"学说将诚实信用原则推崇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的结论却是不无疑义的.因此,学界应重新审视相关问题,而不应人云亦云.     

在“维护”与“监督”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关于程序的研究呈现出一系列变化:首先,程序不再被仅仅解释为诉讼程序,其所指与能指范围扩大。其次,程序不再被仅仅视作手段,其独立性质、地位和价值被认同和强调。最后,程序的价值不再被仅仅定位于效率、稳定和安全,而越来越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目标相关联,且联结的关节点正在于现代程序控制权力滥用以保障人权的价值指向。前述程序研究的后两种变化特别是程序之于控权意义的强调,所导引的是一个关于程序性立法的主旨和价值指向的讨论,这一讨论将在近期行将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一的“维护”和“监督”这两个方面之间展开。     

论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提出了应在我国初步确立违法证据排除法则。作者认为，确定排除法则不仅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刑诉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和证据合法性的刑诉理论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弥补现行刑诉法有关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规定之空白，有利于维护刑诉法的尊严。文章还探讨了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各种否定性法律后果。     

初步证据的内涵冲突与概念匡正

初步证据在法律、司法解释及实务中应用广泛,但初步证据的内涵无法统一。《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应用缘起英美法系,初步证据内涵是转移证明责任的法定证据规则。《民诉解释》第284条代表的司法应用,实质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类似,初步证据内涵是提示当事人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初步证据应用范围非常狭窄,且与大陆法系非成文证据规则体系不融洽,该类初步证据的内涵并不具有可采性。司法解释和实务中的初步证据应用广泛,且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本质相同。中国应借鉴疏明规则界定初步证据内涵,并进一步明确初步证据规则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等事项。     

2006年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姚明攻防情况的研究

通过2006年男篮世锦赛中国队与其他参赛队比赛中姚明各方面数据的统计,研究姚明在比赛中的攻防情况,通过对其他参赛队10名中锋的比较分析,研究姚明的攻防特点.研究表明:姚明在进攻上以阵地进攻为主,进攻方式多样,命中率和造犯规也相当高,罚球以及策应配合也是姚明的进攻手段;在防守方面,姚明与国外高水平中锋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最后,对姚明在以后的训练和比赛中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民事证据的法理考量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法理学视角审视了新的民事证据规则在法律渊源、法律移植、法律价值三个层面的利与弊,并做出法理学的客观评价,拓宽了对证据制度研究的角度,深化了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