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     

论实施国家海洋管辖权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国家海洋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海洋权利的具体体现,包括海洋立法权、海洋执法权和海洋司法权.国家是行使海洋管辖权的主体,国家海洋管辖权的实施可以授权军队也可以专门组建海洋执法队伍履行具体的权责,目前我国海洋管辖权的实施尚不统一,尤其在海上执法力量、管理体制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制建设方面还受到许多制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在不同的海域行使的管辖权范围不尽相同,明确各海域的界限和国家可行使的具体权利就成为正确施行国家管辖权的前提;而登临权和紧追权的享有是国家实施管辖权不可或缺的权利,当然,任何权利都不能滥用,一旦因不当行使国家管辖权而给他国造成损害,均应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     

关于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如何适用刑事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可分为网络侵害犯和网络工具犯,网络犯罪的无区域性和虚拟性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刑事管辖的基础。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应当由国家来行使,以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的归属而不是以网络空间作为划分刑事管辖权的依据。确定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应以传统刑事管辖理论为基础,以“侵害关联性”原则来限制犯罪地。在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应确立实际控制和先理为优原则,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网络空间司法管辖权研究——美国“最低联系”管辖理论的启示

网络空间的全球无边界特点及其虚拟性等特征 ,决定了各国法院在网络空间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复杂性。“最低联系”理论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形成的管辖权理论 ,它使人们在看似虚幻的网络世界中找到了与法院地行使管辖权相联系的实实在在的连结点 ,无疑对国际社会确定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控制所引致的国际经济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本文认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由政府控制所引致的国际冲突可分为管辖冲突和非管辖冲突。管辖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管辖权种类的不同，而且即使各国对同一类型的国际经济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辖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由于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出现更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复杂多样。至于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则不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上的冲突，而是利益上的冲突，它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不一致。对于管辖冲突，可以采取协议划分管辖权、管辖让步、确立属地管辖优先原则等方式加以解决；对于非管辖冲突，则可以采取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确立统一的国际标准、通过磋商来协调彼此的利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式加以解决     

甲型流感防控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应对甲型流感疫情的过程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人的责任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维护与人权保护的争议，关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发展国际经济的关系争议此起彼伏。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看．对传播疾病的行为，不仅各国可以依据国内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国际社会应当将危害全人类的传播疾病的犯罪行为归为国际犯罪，由各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在人权问题上，分析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指出国际人权法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也尊重各国为维护公共安全而采取必要的限制人权的措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义务的规定，驳斥了某些西方国家认为我国采取的防止流感病毒传播的措施违反国际条约的规定、阻碍经济发展的看法。     

关于中国公海登临权的立法思考

登临权是各国公海普遍管辖权的一种行使方式,但作为执法主体的军舰等毕竟属于某一主权国家,其行为也需要国内立法依据.中国当前的海洋法体系中没有登临权的相关规定,建议将来在相关立法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对公海登临权行使的具体程序、行使登临权时是否可以使用武力、登临权行使不当的国家责任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便中国军舰等更加有理有力地对公海上的嫌疑船舶行使登临权力,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历史性权利”考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成文国际法并未对历史性权利作出明确界定,但通过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等制度肯定了历史性权利的价值.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的权利依据和理论基础,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是历史性权利的标的.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三个方面:该国对该水域行使了有效管辖权;该国对该水域行使管辖权是公开的、连续的、明确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相关国家对该国这种管辖行为予以容忍.通例和法律确信是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历史性权利属于国际习惯法.     

海洋法律争端中海事安全议题的导入

海事安全具有明显的低政治敏感性,在海洋法律争端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导入海事安全议题,具有转移问题面向、达致共识焦点、构建相关海域海事安全保障共同体的作用,进而可在相当程度上延缓和弱化海洋法律争端。国际社会已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海事安全法律体系,形成基于国家管辖权、区域性安排和海事条约治理的多元海事安全保障制度,但仍存在一定的法律困境。借助海事安全议题延缓和弱化海洋法律争端的法律对策包括国家海事管辖权的合法行使、区域性海事制度安排的合理协调和强制履约审核的积极响应。     

论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机制

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机制主要包括国际管辖和国家管辖两个层面,从一国立场上看,这涉及本国与他国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协调.为有力打击国际犯罪,国家应在维护本国司法主权、遵守条约义务和尊重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管辖权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设置和完善本国刑事管辖机制.在这方面,<罗马规约>对于一国刑事管辖机制的完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评《2008年鹿特丹规则》第14章管辖权规则

围绕<2008年鹿特丹规则>第14章所确立的管辖权规则予以论述,包括货物索赔人选择诉讼地的权利、法院选择协议、实施非实体管辖权法院实体管辖权的行使、合并诉讼与移送诉讼、判决的承认及执行以及第14章的适用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第14章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及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初步的建议.     

中国加入WTO对政府行使管辖权的挑战与对策

中国加入ＷＴＯ所产生的对政府行使管辖权的挑战是相当大的，决不可掉以轻心。对这种挑战不以为然会措手不及，当然也不能看得过重，造成不必要的恐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变挑战为动力，加快改革与发展步伐，更好地为中国加入ＷＴＯ做好充分准备。 一、按ＷＴＯ的要求，政府坚决做到依法行使管辖权 ＷＴＯ制定的有关贸易规则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制定的，而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ＷＴＯ规则所要求的，我国政府在行使管辖权时，要从过去的行政命令式的管…     

经济全球化时代增强国际法院作用的探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日益显得必要。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秩序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依旧任重道远。因而很有必要探讨加强其作用的各种方式。增强国际法和国际法院的可接受性是增强国际法院工作的宏观前提。此外,还应改善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和强制管辖权、协调国际法院与安理会的关系、强化国际法院的调查权和加强对弱小国家的财政援助。     

涉外民事管辖权问题初探

涉外民事管辖权是一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权利和资格。各国确定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维护国家主权原则、国际协调原则、便利诉讼原则和合意管辖原则。我国有关的涉外民事管辖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些原则 ,但是在立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浅析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变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刑事和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公民自诉权的行使没有冲突。它作为一种去刑化的犯罪案件解决方案与我们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构建相应的制度。不应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划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过程中也应强调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协调，应建立当事人及其家属积极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制度。     

执政党与依法治国若干问题论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依法治国，必须要正确解决权与法的权威谁居至上地位的 问题。执政党对国家领导权的实现应科学化与法治化，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应在宪法和法律 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在具体国家事务上，党的领导权必须与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与 行政权的具体行使施以三维剥离。在确保社会政治廉洁方面，应将执政党廉洁置于首要。     

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中的适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资本的积累,私人公海活动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以海洋清洁计划为代表的、不以船舶为基础的新型私人公海活动可能与他国公海权益产生冲突,而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对此缺乏规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第2款要求公海自由的行使应当适当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然而,该义务约束的是国家,并不直接约束私人公海活动。基于《公约》和国际司法实践,各国有确保本国船舶行使公海自由时适当顾及他国权益的义务,但这一义务无法涵盖此类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为此,荷兰与海洋清洁计划组织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了该组织进行公海活动时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的具体要求。除了这一方法,各国亦可将有关设备登记为船舶,或者寻求国际司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以达到相同目的。从晚近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是强化私人公海活动中的国家监管义务,以使各国有责任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所有类型的私人公海活动都遵守适当顾及义务的要求。     

论网络侵犯人格权案件的国际管辖权——以欧盟法院的新近判例为例

互联网由于其即时性、无边界性、读者群体的无限制性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这些特点使得传统适用于一般媒体侵犯人格权的规则,难以有效地适用于互联网侵犯人格权的情形.由此,欧洲联盟法院2011年的判决就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问题,突破了传统的规则,允许根据利益中心地标准行使管辖权.联系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有效评估受害人的损害,尽可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保护,建议我国应借鉴前述欧盟法院的立场,除传统的“侵权行为地”之外,也采纳受害人利益中心地作为确立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的依据.     

论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公民的强制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公民的强制管辖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实践中最受争议的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公民的强制管辖权作为一种补充原则下的普遍管辖权,是有限国家主权理论的体现,是国际法理论新的发展。尽管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在对非缔约国公民行使管辖权的实践中遭遇到一些困境,特别是在苏丹达尔富尔案中,受到了涉案人及有关国家的抵制,但随着缔约国的增加,通过与非缔约国的有效合作,其必然会对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和人权保护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论补充性管辖原则及其本土化

补充性管辖原则是指当一国国内的司法系统不能正常、合理地运作,从而使得该国难以有效地对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时,由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法庭行使管辖权的管辖制度。区际刑事管辖冲突是指由于一国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导致不同地区在对同一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时发生冲突。我国当前的刑事管辖冲突主要表现为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区之间的刑事管辖冲突。补充性管辖原则的本土化是解决我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