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诠释学与中国

2006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稳中有升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严肃性的译介与挖掘性的探索齐头并进;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不断积累;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的一些探讨亦堪推介;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法学、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     

2008:诠释学与中国

2008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持续的推进中收获了诸多扎实而丰厚的果实: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积累性的译介和争鸣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亦颇有斩获;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仍有一些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历史学、心理学、翻译诸领域的表现较为活跃.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5:诠释学与中国

2005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整体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迻译与研究方面,针对性的引介与积累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探讨仍有诸多争论;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虽然伴随着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存在学术含量与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依然不乏严肃性的、规范性的著述成果。     

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004:诠释学与中国

相对于2003年略显平实的情形,2004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更为活跃、热烈。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已有实践性的探索和具体的建构；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于美学与诗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学诸领域都有新的进展和开拓。     

论"诠释学循环"问题的发展历程

“诠释学循环”问题一直是诠释学的中心议题之一。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它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关系:一是被理解对象内部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是被理解对象与其背后的语言文化背景(包括作者本人的语言、风格、特殊精神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三是理解者的先见与理解者的整个理解活动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一方面是随着诠释学本身的历史发展而逐次被认识发现的,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着诠释学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给诠释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中国诠释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数年来,有关"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傅伟勋教授、成中英教授、黄俊杰教授和汤一介教授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人的摸索为我们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已有的几种"中国诠释学"体系中也暴露出一些应予关注的问题,如"中国诠释学"的构建不能只在方法论层面上下功夫,还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梳理;对西方诠释学的借鉴应当有所选择,无区别的移植只会损害"中国诠释学"应有的特质.     

浅论哲学诠释学的语言学特征

在系统梳理西方哲学诠释学语言观和作为核心概念的文本理解观的基础上,诠释学中蕴含的语言学特征和观点显而易见,诠释学在跨学科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启发意义和应用价值表现在修辞学、批判语用学、跨文化交际与翻译、阅读教学和认知语言学等方面。     

走向跨文化解释学

跨文化的理解和解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一种不同于单一文化内部所适用的跨文化解释学.跨文化研究的杰出倡导者雷蒙·潘尼卡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为跨文化解释学及其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模本.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跨文化解释学:从动力来说,跨文化解释学首先应以当前人类生存的跨文化处境为外在推动,以人在自我理解上的跨文化信念为内在驱动.在性质上,由于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跨文化解释学是一种历地解释学.在方法上,跨文化解释学则需要以"对话的对话"为基本的方法论,也即一种区别并超越"辩证的对话"的新对话型态.在目标上,跨文化解释学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同更新和相互丰富.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