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校读札记(四)

1."入为吏部中大夫,历御正、纳言中大夫。"(《周书》卷三二《唐瑾传》,第565页)"纳言中大夫",《北史》卷六七、《通志》卷一五八《唐瑾传》作"纳言、内史中大夫"。按:《周书》本传系后人据《北史》所补,此当脱"内史"二字。2."天和中,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周书》卷三二《唐瑾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65页)"天和中",《北史》卷六七《唐瑾传》作"天和初"。按     

《周书》校读札记（二）

1.“赐武杂彩一百段。”（《周书》卷一九《达奚武传附子震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06页）“武”，《北史》卷六五《达奚震传》、《册府》卷八四五作“震”。按《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周书》亦作“震”，则《周书》原与《北史》同，今本《周书》作“武”乃后人所改，此字可回改。     

《周书》校读札记（五）

1.“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典参谋议。”（《周书》卷三九《辛庆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97页）
　　“典”，《北史》卷七〇《辛庆之传》作“与”。按：古代无“典参谋议”的说法，“与参谋议”较为常见。繁体“与”作“与”，“典”与之形近，盖为其形讹。     

评述吐谷浑在历史上的贡献

正史“二十六史”中有１２部为吐谷浑列了传记，即《晋书》卷９７《四夷·西戎·吐谷浑传）、《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北史》卷９６《吐谷浑传》、《宋书》卷９６《鲜卑吐谷浑传》、《南齐书》卷５９《河南传》、《梁书》卷５４《诸夷·河南传》、《南史》卷７９《夷貂·河南传》、《周书》卷５０《异域·吐谷浑传》、《隋书》卷８３《西域·吐谷浑传》、《旧唐书》卷１９８《西域·吐谷浑传》、《新唐书》卷２２１《西域·吐谷浑传》、《新五代史》卷７４《四夷附录·吐谷浑传》等。这部分传记在整个正史中的边疆兄弟民族记载中，占…     

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

清代乾隆初年,刊行武英殿本"二十二史";之后,四库馆开,又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上增加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首次形成对中国历史传承意义极大、流传极广的"二十四史"。《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二史"所据版本,虽均标示为"内府刻本"即武英殿本,但不是照录照抄,而是作了不同程度的精心整理和修订。其中特别是《辽史》,馆臣校以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写成大量有价值的"考证"。对于其考证成果,当代学者并未给予充分重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明史》,为乾隆四十年后改订、增修之定本,民国年间,傅斯年建议张元济据以编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但因经费太昂未果。新中国成立后,在点校整理"二十四史"时,对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了《旧五代史》以1921年南昌熊氏影印《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外,几乎没有加以利用,《辽史》等所用的也是不同于早期殿本的"道光殿本",实为据库本重刻本,是一种被动的使用。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

《洛阳伽蓝记》第五卷《宋云惠生行纪》为杨衒之综合《宋云行纪》、《惠生行纪》和《道药传》三篇而成,学界一般认为该文本以《宋云行纪》为主体,故惯以＂宋云行纪＂称之。余太山的新观点进一步否定《惠生行纪》的存在。本文通过分析杨衒之的自述、《洛阳伽蓝记》的叙事惯例、《北史》作者李延寿的评论,以及行纪各部分篇幅的差异,指出《宋云惠生行纪》的文本主体应为《惠生行纪》,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宋云行纪》。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魏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云: 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一般据此认为,赐姓与魏周府兵组织系统密切相关。而魏周府兵组织系统,据《周书》卷一六传论: (柱国大将军)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 分六军——十二军——二十四军三级序列,那么,“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是以哪一级作为军人姓氏的依据呢?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说: 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汉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 武让于元子孝也。……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二○《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云:“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于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欤?此无确     

《隋书·裴矩传》校正一则

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发自敦煌，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检验百衲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均同作“忛延”。又参《北史·裴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9页）、《新唐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29页）亦作“忛延”。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捩及其意义

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较之前史而言,梁陈二史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例如《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等等。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注重时人品誉,并最终确立了前序后论的史学体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梁陈二史不仅存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不言而喻。     

羌人西迁与和阗起源

《北史·西域传》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话:“自高昌以西,诺国人皆高鼻深目,唯此[于阗]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周书》及《通典》也有同样的记载。)要解释这种现象,就得追溯和阗起源的历史。     

宕昌国

宕昌国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宕昌羌在南北朝时所建立的一个羌国。这个羌国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一百四十年之久。由于国小势弱,多不为人注意。加以其历史资料多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许多通史著作也不屑叙及,仅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略有叙述。考宕昌国的占地方位,据《魏书·宕昌国传》:”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周书》和《北史》均作“席”,误。)水以南,南北八百里”。按仇池即今甘肃省成县西北的仇池山,也即郦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纳于大麓”与虞舜的山林性质

对于《尚书·舜典》中的"纳于大麓",历代注家多有异见。王肃和《尚书孔氏传》以"麓"为"录",其根源在于今文经学系统的《尚书大传》及郑玄对《大传》的注释。被段玉裁归入"古文说"、以《史记》为代表的"山林川泽"说,则认为"大麓"就是"山足"或者"林之大者"。从四岳和有虞氏的身份来看,舜的部族归属炎帝系统,是尧政权下主管山林的行政首领。因此,尧将舜"纳于大麓"是对他的本职工作进行考察。     

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

世传张志和《渔歌》五首,实为一首,即"西塞山前白鹭飞"。最早著录张志和《渔歌》的为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附录为"遗迹"文字格式,标示"烟波钓徒玄真子张志和"仅"西塞山前"一首。《续仙传》本来记载唱和"共五首",但至晚唐五代模仿《渔歌》的作品增多,《续仙传》传抄者在写本上随自己所见而改易,遂有涂抺修改的"二十五""二十余"的不同版本传世。《渔歌》唱和初式结句第五字有一固定字,这由《经国集》载诸人《渔歌》唱和所证明,说明《渔歌》五首是唱和产物。南宋陈振孙之前尚未把五首《渔歌》视为张志和一人之作。苏轼与黄庭坚的"渔父"创作也证明张志和只有"西塞山前"一首。《渔歌》词名见于李德裕文载录、日人和作,约在唐大历至元和年间,而《渔父》词名在晚唐五代出现。故《渔歌》者,中唐之名也;《渔父》者,晚唐五代之名也。     

一代儒宗熊安生

熊安生(?—578),字植之,《周书》、《北史》均入《儒林传》,长乐阜城(今河北阜城县)人,后长居于邺(今安阳市北)。生于北魏太和末,最晚在太和二十一年(497),卒于北周宣政元年(578)。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四朝。 熊安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师为学和为师授徒中度过。东魏天平(534—537)中,他已经约四十岁,还从李宝鼎学《礼》。以后以“三礼”授徒。直到北齐河清(562—565)     

李白《送友人》之"友人"事迹考

李白名诗《送友人》之"友人"为谁,学界至今不得其解。从种种资料来看,"友人"实为范崇凯。范崇凯是唐玄宗开元四年状元,后应诏作《花萼楼赋》,为天下第一。李白此诗,盖是他15岁时在蜀中送别范崇凯赴长安赶考前之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今传范崇凯所作的《花萼楼赋》并《序》,并非范氏所为,而是高盖之作。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