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关于红军长征前和长征中是否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问题,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但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却并不知晓,这主要与陕北苏区形成的时间有关;第二,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湘西—川黔边—川黔滇边—川西—川陕甘—陕北”,笔者认为红军战略方针经历了“湘西—川黔边—四川—川陕甘—陕北”的转变,除此之外常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只是一些策略方针。     

孤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国内外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很多集中于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于深化。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成为三大主力红军的开路先锋,显著增强了陕北苏区红军的力量,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陕北安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其他红军队伍相比,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具有鲜明的特点,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奇迹。     

试析陕甘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原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红军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万里转战,最后云集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在这里站稳了脚根。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在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具备了红军落脚的条件,分析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英明的战略决策、卓越的指挥艺术,都有一定帮助。 一、陕甘根据地本身的存在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为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政治条件。     

论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中国工农红军的各路军队为冲破敌人“围剿”,自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先后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现为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的索尔兹伯里在考察了红军长征史实之后,说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从红军一九     

红军长征中根据地建立计划的演变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其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最后选择在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红二十五军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称作“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①，翻开这部史诗，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二十五军在这壮阔史诗中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整整10个月中，这支不足3000人的队伍，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独立完成了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还对主力红军的长征起了巨大作用，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与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又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对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红二十五军的长…     

长征:逆境中选择战略发展机遇的光辉典范

红军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当时的中央和红军处于中央苏区无法立足、王明左倾严重错误指导、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张国焘搞右倾分裂以及大江大河天险、雪山草地无人区等极为罕见的逆境中。党中央和红军机智而勇敢地选择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目标、“避开强敌、迂回北上”的战略转移路线、以陕北为战略落脚点以及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最佳时机和模式,从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军队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确定的几点考证

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是一个过程.长征开始时是主张突围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黎平会议提出了建立黔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遵义会议提出了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榜罗镇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地点新考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什么地方会师?至今说法不一。其中以1935年10月19日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之说较为流行。但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中央红军(当时叫陕甘支队,亦叫一方面军或一、三军团)和陕北红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刚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亦叫西北红军)的会师,应是两     

毛泽东与红军长征的胜利

<正>六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到的雪山草地,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能够转败为胜,完成长征的伟大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毛泽东在红军长征的若干关键时刻所起的挽救危局和正确导航的决定性作用,无疑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一、“通道转兵”使红军避免了落入敌人陷井的危险,这是毛泽东对于红军长征胜利做的第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述评

对中共党史军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其中的无线电工作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规模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虽然它的规模不算大,但精干高效,涌现出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不仅从人员上保障了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保证了红军主力对敌情的了解,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范长江与斯诺的红军长征报道比较

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和斯诺的报道在宣传红军长征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同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信心。通过比较发现,他们的报道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共同的关注对象,但也有着不同的采访路线和写作风格。加强对范长江与斯诺相关报道的比较分析,学习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关注现实的情怀,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长征史的研究。     

庐山军官训练团新论

本文论述了关于庐山军官训练团研究中为史学界所忽视的几点新看法 :一、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创办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为了全面“围剿”红军 ,以达其所谓“安内”目的 ,其次还有“攘外” ,即抗日准备的成分掺杂其间 ;三、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内部军事路线的错误 ,一方面也与国民党庐山集训的成效有着不可低估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关系 ;三、庐山军官训练团对抗日战争的酝酿、准备、发动和抗日战略战术的演成、运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作用     

论中央苏区的军邮

红军军邮和普邮、党的机要局是中央苏区三大通讯组织。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1931年7月,红军信柜（军邮）成立。红军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收发邮件,还负担了传递秘密军事情报的任务。红军军邮除了利用普邮的邮路,还建立了15条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红军东征目的辩

关于红军东征目的诸多误说,或以偏概全、或错解史料、或罔顾史实,影响人们对东征战略意义的正确理解,且易造成历史认知混乱。红军东征,其目的包含了根本方针、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个层面,其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根本方针,实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战术目标,完成"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遵义会议作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或“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拥有的政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层愈来愈具有了影响地位。1935年8月19日，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