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论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21世纪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仅要有经济、政治方面的繁荣与稳定 ,还必须有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其中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开发中华民族 5 0 0 0年道德文明的智慧 ,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文化精华 ,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 ,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 ,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它要求我们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 ,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同时认为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治"中"君德"的思想非常丰富,"以德治君"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品格。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更应该关注德治,关注制度下人的因素,关注道德的人和人的道德,尤其要关注官员群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对于法治的重要性,而不应摒弃德治,患上制度迷恋症。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从历史上德、法之争探“德、法并举”治国思想

德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本文通过对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分析,阐述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德法并举”治国思想是一个包含着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的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思想的新发展。     

论法治与德治的功能整合

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古代礼、德、法兼容并举的历史证明,法治与德治两种手段可以同时并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经济、政治基础基本一致,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内容广泛交叉,其功能作用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使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发挥它们的功能作用。     

试论法治的德制化与德治的法制化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侧重于德治,西方社会侧重于法治。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只是这种法治往往浮泛为德制;西方社会也有德治,但是西方社会的德治注重守成于法制。立足于德治、法治及其在价值、工具层面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交互式视角,方能凸显德治、法治的各自局限及其在相互借鉴中应当持守的边界。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老子以德治国方略考

历来的统治者都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作为治国的方略。本文主要考究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老子《道德经》中以德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 ,总结老子以无为而治为根本 ,尊道贵德 ,修身治国以及致虚守静的系统德治方略 ,并阐明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目标

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的分析可知,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当下我们要追求的首要目标.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使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时,要准确地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含义,避免片面强调法治或德治.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论德治与法治的否定之否定

考察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 作为社会治理手段的德治和法治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从“合”到“分”又到新的“合”的辩证运动过程。探讨这一历史必然性的内在动因和变化机制，有助于从理论上廓清“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真实内涵，更有利于实践中增强坚特“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