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

在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边疆治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边疆治理是一元化的治理体系,精英主义色彩浓厚。边疆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边疆防卫能力、民族关系处理能力、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代化浪潮以沛不可挡之势席卷边疆地区,边疆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遽嬗变,公民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萌生。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给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应该完成由一元化治理向协同共治的转型;当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构,不但要完善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更要提升推动边疆发展的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建设论纲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中心地位。因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经济格局而呈现的特殊性,使得边疆地区的政治建设既具备国家政治建设的普遍属性,也呈现为独有的区域特征。政党建设推动的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国族机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以互惠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府际关系建构等,均体现出政治建设中鲜明的边疆特色。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直接成果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而实现途径则是边疆治理体系的革新与治理能力的重构。     

韧性理论视阈下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路径探析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过了长期的政策实践,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上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新时代,进一步推进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对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边疆治理水平以及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等具有重要意义。将韧性理论引入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思考中来,可以产生新的理论认知。在韧性理论视阈下,一方面,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需要有效提升自身“适应力、组织力和层次性”。另一方面,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则需要关注“边疆感知、边疆抗压、边疆恢复、边疆发展”全流程。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现阶段沿边省区则可以通过“通”“聚”“特”“联”,推动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进一步深入。     

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目标取向与路径抉择

边疆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需要把边疆治理、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促进其他各项治理目标任务的完成。陆地边疆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极为重要的内容,边疆安全治理改变了国家疆域边缘和治理末梢的传统观念,边疆治理蓝图彰显了边疆治理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我国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弱项和短板,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重大战略安全实施。陆地边疆安全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合力治边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跨域治理是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在陆地边疆安全治理路径的抉择上,必须把国家认同建设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职能,把边民守土护边作为 边疆安全治理的常态化任务,把民生改善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把综合施策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思维方式。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治逻辑与制度路径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后脱贫攻坚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制度”为着力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以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政治维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意义,而且具备长远的政治意蕴;不仅要扎实有效实现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路径,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深层次问题所在,需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价值凝聚、资源配置、关系协调、社会整合、组织提升、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并呈现特定的制度势能。当然,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具备有效的政治机制保障,通过构建“责任机制—政策机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实现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提供行动框架。进一步看,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经验对国家治理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能够为我国制度创新提供一般性启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典范。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势能”推动“河长制”政策执行的实现机制

政治势能是执政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凸显出的一种"高位推动"现象的学术性表达,将其透视到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因变量政策执行效果随着自变量政治势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通过调研"政治势能"推动曲靖市河长制政策执行的地方案例,提出从机制方面破除政策执行梗阻的办法,即思想方面以意识形态的强化和设立激励机制来活跃政治势能因子,执行方面以风险防控机制和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使势能顺利运行,稳固方面以全面协同治理机制、监督考核机制和加强责任追究机制来巩固势能效果,三方面共同发力捋顺体制中的配套机制框架,实现资源的优化和政策执行过程的环环相扣,推动河长制政策的良好落地和快速变现。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观察

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实地调查,基于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转化机制—效能呈现”的分析框架,讨论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水土流失问题社会化的基础上,各主体达成治理共识,在高位推动下生成协同治理势能是效能转化的前提条件；效能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协同类型有其差异化转化机制,即以组织建构和压力传导促进多部门、多层级协同,以制度规范和多重激励促进政社协同,以多元驱动和优势互补促进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最终将效能呈现为合作化技术创新、共赢式开发治理和协同化目标推进。推动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要注重构建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催生协同治理势能；根据不同协同治理行动的内在逻辑,运用差异化转化机制；突出协同治理效能的共赢和共享性,以进行可持续的势能转化。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模型及运行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为国家治理边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安全、推进边疆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为破解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现实困境，分析档案治理理论、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需求和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等问题，并基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构建以价值理念共识为核心层、多元化主体参与为基础层、档案资源建设为支撑层、技术与制度支撑为保障层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模式，进而围绕形成共识、集体行动和约束行为的档案资源建设行为逻辑，构建动力机制、协同联动机制和制度规范机制，保障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系统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推进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系统的转型升级，助力国家边疆治理现代化。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以倾斜政策主动建立东部与中西部的二元结构,形成要素流动落差和经济势能,对启动我国经济增长“列车”、迅速增强国力具有重要意义,并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旧二元-新二元- 新一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目前的区域二元结构只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最终要实现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一元化”。提出了政府在现代化四个阶段确定不同调控目标、建立“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以加快落后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理念教育思考

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理念教育强调马克思主义理念的知识、价值和信仰三维意义的整体性关联。区别于其他政治理论课，“概论”课程在性质和目标上偏重于理念教育。 “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启发式的。它以引起学生接近理念为起点，以促使学生认识理念为中介，以呼唤学生改变、践行理念从而改变自我处境和人类处境为宗旨。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治理功能研究

现代国家治理实质上是制度治理,以制度体系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价值、制度运行、制度效能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人民政协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度价值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民主性、参与性价值与治理现代化价值耦合;在制度运行层面,人民政协的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体现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制度效果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凝聚共识、优化决策、民主监督服务于治理现代化.这三者都体现了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的高度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