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公族与卿大夫

春秋时期晋国公族的衰落和卿大夫的崛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晋国公族与卿大夫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制导着春秋时期晋国政治的演进.卿大夫的兴起以及晋国实行的县制最终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并且把晋国公族推下历史舞台,而晋国的卿大夫则以新的姿态在战国时期扮演了列国君主的角色.     

论“晋无公族”

在曲沃代翼过程中,翼支旧公族多数被消灭。其后,为解除公族势力对自己君位的威胁,晋献公又设计逐杀了桓、庄之族使晋国公族势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而＂骊姬之乱＂后晋国正式确立＂晋无公族＂制度,国君子弟除世子外均出居他国,不得在国内蓄留。这一方面导致了晋国公族力量的衰弱,使晋国公室和国君失去了公族枝叶的庇佑;另一方面为公族以外的宗族登上晋国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使晋国国君在选择臣下辅佐执政时只能选择异姓异族,导致晋国公室衰落,卿族专权,乃至三家分晋,晋国灭亡。     

春秋时代晋国尊贤尚功与世卿世禄制度探析

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消除同姓兄弟对国君地位的威胁,采取“尽逐群公子”甚至“灭公族”的手段,使晋国公室大大削弱。与此同时,晋国建立起尊贤尚功制度。而由于当时世袭制度不能消除,因此军功贵族向世袭大族嬗变,进而逐渐垄断了晋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世卿世禄制度是威胁晋国的最危险的根源。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论晋国历史上的土地赏赐

春秋时期的晋国曾进行过频繁的土地赏赐活动。从宏观来看,晋国土地赏赐的高潮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土地赏赐的对象比较庞杂;土地赏赐的数量庞大;论功行赏是土地赏赐的原则。所赐土地来源以对外战争掠夺为主而以没收罪臣土地为辅。土地赏赐是国家应付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激发了晋国各级将士作战的积极性;也为晋国笼络了人才。然而,土地赏赐也刺激了卿大夫间争夺土地的政治斗争,导致了"本弱枝强"政治格局的形成,加剧了晋国公室的灭亡。     

秦国公族群体研究

中国先秦时期的公族指的是时君所在的近亲家族和诸先君的遗族。春秋时期，除晋国以外，各国的统治集团均以公族为骨干，因此各国公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秦国立国于宗周故地，吸纳了大量西周遗民，受西周文化影响很深，虽然正统史书都称其为“秦人”，否认其属于华夏族群，但秦国在许多方面都与华夏诸国类似，比如秦国也有着一个庞...     

祁奚晚年的一件事

春秋时期的晋国曾有过两度辉煌,一是晋文公的创霸,另一次是晋悼公复霸。祁奚在悼公初期任中军尉(军队的最高长官),曾为悼公的霸业做出过贡献。悼公四年(公元前570年),祁奚告老致仕荐贤自代,先举仇人解狐,又荐其子祁午。这就是著名的“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的故事。祁奚致仕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族大夫(类     

浅析晋国军队的构成

晋国军队由以国君(公室)掌握的地区的国人为主力的正规军,采邑兵,以卿大夫族人、家臣、亲信、奴隶等组成的私属武装这三部分力量组成。这三部分力量在晋国军队中所占的比重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其力量变化反映了晋国君权和卿权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晋国军权的变化过程。     

春秋社会变迁与辞令创作形态关系考察——以羊舌肸为例

春秋社会变迁与羊舌肸辞令创作形态关系主要表现在:晋国国力衰微,在诸侯国间的影响力下降的现实语境形成其锋芒凌厉、单刀直入的外交辞令风格,以应对齐、楚等大国挑战;公族萎缩,卿大夫掌权夺势、互相倾轧的严酷政治环境迫使其场合辞令采取机智灵活、迂回曲折的论说策略,来明哲保身,均衡利益;氏族延续时间长,影响力较大,且有好议论直谏政事传统,为其在实际场合中的散文创作、表达、驾驭,提供了必备的文化基因与家族优势;感情真挚丰富,性格耿直,习于古史的价值熏陶使其散文总体上呈现典雅精致、飘逸洒脱、喷薄欲出的艺术风貌。     

春秋时期的荀氏家族与晋国霸业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国家,在大国争霸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荀氏作为晋国的大卿族,与晋国霸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国与狄、楚、齐的斗争中,都可看到荀氏家族活动的踪迹,荀氏为晋国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曲沃篡晋与古典宗法制政治功能的消亡

发生在春秋初期的曲沃篡晋是晋国两大继承系统之间针对晋国统治权的争夺,历时六十七年,最终曲沃代嫡而立,沉重地打击了西周王朝尊奉的宗法制度,对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使中国古典宗法制度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功能走上了消亡的道路。     

先秦赵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改革开放精神比较

先秦赵国与古希腊雅典都在各自所在地区对改革开放有着迫切的要求。赵国改革开放精神的直接动力是由于晋国社会改革的惯性,并且是迫于与周围各国战争的需要。而雅典是由于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赵与雅典都是经济类型多样,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赵国的政治开放属于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是一种历史传统。而雅典则是在清除了氏族制残余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制度文明。赵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而雅典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表现在它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赵与雅典在文化改革开放精神的导引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各自地区的高峰     

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

北魏模仿魏晋制度,设三师、二大、三司组成八公,八公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对朝政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身为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后裔的宗室群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宗室八公权倾朝野,威望显赫,制约着王朝政局的走势。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构造和权力特征迥然有异,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充分证明北魏皇族政体之客观存在,此乃拓跋部族传统与现实政治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论《左传》中的晋人赋诗

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外交往来中盛行赋诗言志。晋国涌现了一批赋诗的能手,他们在赋诗中知礼但也表现出了僭礼行为。与它国相比,晋人的赋诗很大气,往往用天下共主的霸气与各诸侯国交流。与此同时,在晋人参加的赋诗场合中,各国对晋国多颂美奉承之辞,而晋人应对娴雅得体,与其所受之诗相谐和。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华林园宴饮赋诗考

作为魏晋时期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林园（本名芳林园）在将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作用。西晋晋武帝的华林园聚会已成为文坛佳会,但华林园的本来面目还没被世人所详知。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补不足。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浅议《左传》之民本思想

先秦时期的诸多典籍对民本思想均有阐述,《左传》更是给予民本思想以充分的肯定。《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保存了我国自公元前722年以下200多年的众多史料,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有关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集中反应了春秋以来日益兴起的民本思想。春秋时期的政局动荡、经济变革导致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因而当时民本思想强调民的重要性,并认为得民者得天下,可见当政者开始注意人的存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