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大历史概念的哲学思考

历史存在是存在的一种时态形式。在历史学中 ,纯客观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存在”,那种存在本身并不在历史学的视野中。既然历史事实不存在于当前时空之中 ,那么传统的历史本体论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受到质疑。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目标在于 ,确定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界限和特有价值 ,使本体的历史变成关于历史的认识。但是 ,历史必须通过语言显现自己 ,语言似乎就是历史的界限。然而 ,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看 :没有历史事实作为对象 ,就不可能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 ;没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 ,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一句话 ,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语言三个方面 ,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     

柯林伍德的历史理论述评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事件是历史学家一种先验的历史想象的产物,历史的基础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先验的历史想象。他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理论,强调不存在普遍的客观历史真理。他还指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而我们要想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研究人的思想。因此,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首先应该理解人的思想。一个历史过程是思想的过程,思想是认识历史过程中的唯一主体,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演过去思想的过程。历史研究要具备历史意识,这种意识使得我们能够研究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已经表达出来的观念、已经做过的那些活动。通过对柯林伍德历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历史哲学的意思与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不同,他的历史哲学是人类思想的重演。     

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分析

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目的性和选择性及其关系 ,历来是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 ,而问题的实质仍是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从历史上看 ,历史决定论在近代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而反历史决定论观念则是现代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 ;就逻辑而言 ,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问题体现为如何把握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 ,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 ,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相对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的论战是 2 0世纪哲学研究中最困难、最有争议同时又最富有内容的问题之一。因此 ,弄清这一问题的由来 ,把握这一问题的现状及其问题之所在 ,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     

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战后初期日本对战前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事实与神话故事相结合、历史教育为政治目的所左右的弊端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并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但日本政界、财界及学界保守势力一直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来进行“爱国心”教育,从而引发了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而日本现行的审定教科书制度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动向值得关注。     

“历史假设”的迷思与出路

对人类历史进行假设性思考的本质是一种反事实思维,即个体对过往事实加以否定,并构建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当前,反事实理论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常见的因果推论框架,历史学的反事实研究也在西方学界获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反事实研究对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然而,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手段,历史反事实成果一直饱受争议。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历史学的科学化水平,制造出模拟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机器,进行真正科学严谨的历史假设实验。     

“大屠杀”与历史表现

有关“大屠杀”的讨论是近10年来西方史学界与历史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通过分析经历过“大屠杀”时代的历史学家与战后新一代历史学家对“大屠杀”的记忆与叙述,人们能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影响着历史表现的诸多要素。这一论题还促进了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对话,它使历史学家意识到不同的历史表现源自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也使历史哲学家获得了阐明其认识理论的具体实例。     

事实与价值的纠葛--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

历史认识的两种基本形式———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在诸多方面既有明显差别又客观存在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说明历史评价在认识中的普遍性,同时也具体展现了事实与价值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复杂的交互运动。在处理认知与评价、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简单采取消解矛盾的方法,而要在联系中发现其变化的整体趋向与特征。     

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走向

历史认识问题是左右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以压倒多数打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成为新的执政党，而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具有比较进步的历史认识。日本首相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纵观战后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具有正确历史认识的领导人执政时两国关系就变好，反过来，历史认识有问题的领导人上台时双边关系往往不顺利，有时甚至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鸠山首相不但对过去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重视东亚外交，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比较积极。因此，与过去相比，中日关系迎来了较好的发展平台。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推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法律的历史基础

法律的基础是什么,这需要从其历史基础、社会关系基础以及道德与宗教基础三个维度来考察。实证主义法学派是把法律视为政治工具,自然法理论则把法律视为道德工具。而历史法学派则把法律看做群体记忆的表示,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特质。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与自然主义法学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自然法学者与实证主义最终在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上还是分离的。实证主义与法律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所缺失的是对法律历史维度规范性意义的认识,这种冲突可以在历史具体情形中得以解决。历史在其动态意义上与政治和道德、意志和理性一起成为法律的基础。必须援引历史才能对法律产生一种适当的理解。将历史法学加入到流行的政治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中去,以一种新千年的眼光来看待处在危机中的西方法律传统,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与其他法律传统的融合。上述三大学派的融合,即或许可称做整体性法学。     

西方历史哲学的焦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 ,而且也是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论的焦点问题。西方历史哲学经过长期争论 ,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真正解决。然而这一问题又是关系到历史哲学 ,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重要问题。     

略论乾嘉史家的考史方法

本文通过对乾嘉史家之考史方法的认真、系统的研究，认为乾嘉史家运用归纳、演绎、比较和辩证，以及会通等形式多样的考史方法，对历史记载和历史事实作了全面的考证。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历史的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进而看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差异，而且亦有助于对历史作整体的考察。继之又指出乾嘉史学成就辉煌，理论水平提高，是与乾嘉史家综合运用各种考史方法密切相关，这就为中国古代考史方法论的形成与总结奠定了基础。     

审美视野的《大秦帝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最大的革新是精神理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明史观与创作理念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二,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将议论、历史考评文字作为小说构成要素;三,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形成和确立了＂历史发展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审美判断,形象地呈现了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作者对议论思辨、考证文字的运用,成为《大秦帝国》这一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有些繁多的考证文字和图示,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予读者的审美意味;最后的＂祭秦论＂部分,在与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性、人物事件的连贯性与加深、提高、升华作品的历史哲学意味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只能作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存在于世。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和新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英文)

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始于19世纪中叶,这和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是与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在各个历史时期,它研究方向的主流,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体现出来。     

白纸坊、居庸关、什刹海语义考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宗教典籍,考证"白纸坊"在元、明两朝的性质与所指地域的巨大差异,对"居庸关"的语词含义做出新的解释,提出关于"什刹海"语源的推测性观点,以期匡正涉及上述地名问题的某些认识。     

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理论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加速老龄化是自觉的历史选择。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有诸多隐忧无可厚非,但中国应对老龄化也存在后发优势。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可以克服应对老龄化的悲观思维。为此,我们需要更新发展观念,重新认识老年人价值,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制定应对老龄化的战略。     

先秦时期西安音乐文物述略

音乐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其与政治、道德、教化等融为一体,所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作为世界文明古城,西安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一个有着悠久音乐文明的城市,它不仅保存有丰富的文字资料,而且还存有丰富多样的地下考古实物,这些实物多角度地展示了西安音乐发展的活的历史。深入研究西安音乐文物,了解古代音乐文化生活,对今天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以及西安音乐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乾嘉时期史学家论史书叙事之美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之美的探讨上,自觉区分了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他们主张史书叙事的熔裁与锤炼。在阐发叙事之美的内涵时,乾嘉史学家充分肯定了＂情＂在叙事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强调＂情贵于正＂,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Abstract：

The Qia-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rilliant achievement is made in 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 books.The historiography theoreticians and textual historians distinguish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n propose ＂narrative as painting＂——the theory of the state of lively narrative.They argu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enres and polishing of narrative as well as tact,grace and rhythmical prose with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adop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ians affirm that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They also emphasize ＂feeling requiring justice＂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eel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ans.     

从真理的本性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成果,世纪之交我们党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这一理论发展轨迹既展示着真理及其发展的辩证本性,也展示着实践发展对理论发展的决定作用。我们有必要从分析真理的本性及其辩证发展的规律入手,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理论成果的客观性、历史必然性,以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