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森林资源采伐权——兼述国有森工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采伐权的处置

森林资源采伐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在他人土地上取得林木所有权的权利。作为由林权派生出的用益权类型之一。森林资源采伐权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财产性和用益性。但由于采伐权的客体森林资源本身的环境公益特性，致使采伐权又不同于传统一般物权，从而表现出一些准物权特征。本文主要用于澄清森林资源采伐权的法律属性以及其与林权、采伐许可证等概念的关系；同时也兼顾了国有森工企业改制上市实践的需要。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形成权论

民法上形成权乃法律赋予权利人以单方法律行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在私权体系中属于变动权之一种,与隶属权相对。形成权的法理基础在于私法自治和对交易利益的终极关怀。形成权的客体不止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有着诸多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的特性。基于此,形成权的行使应受到限制。     

空间权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土地利用的立体化,带来了土地权利观念和土地立法模式的转变,空间已脱离传统的法律概念而成为独立的物权客体。空间权是用益物权中的一种,但并非一项独立的物权。我国应在即将制定的物权法的用益物权中规定该项制度。     

论空间权的三大理论问题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对土地的利用逐渐由平面趋向地面之上空及地下,形成垂直式的立体发展,空间权的概念因而产生。目前,土地空间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而我国对空间权的立法尚属空白,对其研究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对空间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笔者拟从空间及空间权的内涵、空间权的构成及空间利用权的法律性质三个方面对空间权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空间权制度法治化历程与问题探究

空间权是因土地立体化利用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我国对空间权法律制度的规范与保护经历了萌芽探索、学者争议到立法肯定的过程.<物权法>出台前,一些地区已通过各种形式探索,并对空间权有所规定;<物权法>制定时,学者又对空间权之立法体例形成了独立与非独立的两派意见;最终,<物权法>第136条以地上、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权形式肯定了空间权法律制度.<物权法>的规定比较简单,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入理解,以形成完整的空间权制度内容.但现行法对空间权的规定还存在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应对解决所有空间利用的问题等不尽完善之处,因此,空间权法律制度尚有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的空间,应通过拓展地役权制度、设立公共地役权制度、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完善土地征收制度,补充挖掘这些土地制度中的空间内容,来进一步完善空间权法律制度.     

家长权的现代遗存——一个法制发展史的视角

近代中国基本废除了家长权,模仿西方的亲权制度建立起监护制度。然而,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律文化当中,传统的家长权、家长制以及家长观念仍然影响甚深。我国古代家长权确立于汉代,后随法律儒家化而逐步加强。我国的孝文化强调子女的义务与关系的等级化、差序化,甚至利用孝道建立起一套"差序格局"。而现代法治中,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亲权制度则借鉴于西方,长于建立一个人格平等、旨在推进权利实现的平等性。当现代的亲权制度遭遇传统的观念遗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法律的实践与表达的"二律背反"。理解和处理"传统家长权与现代亲权意识"并存这一矛盾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任务。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中国农民土地所有权幻觉探析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反复提到农民土地所有权幻觉问题,但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搜集整理近十几年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发现中国农民普遍存在土地所有权幻觉,表现为谁干预了农地产权,农民就将其视为所有者,无人干预则认为自己是所有者。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并非现行法律文本知识传播的结果,而是农民依据产权干预环境自主建构农地所有权认知即形成所有权幻觉的过程。新一轮农地制度创新应积极利用和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幻觉,在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的法律框架内赋予农民永久期限的农地使用权与对抗外部干预的救济权,达到明晰产权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的。     

关于建立我国空间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对土地的利用逐渐由平面趋向地面之上空及地下,形成垂直式的立体发展,空间权的概念因而产生。目前,土地空间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而我国对空间权的立法尚属空白,对其研究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对空间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笔者拟从空间权的立法概况、空间权的内涵及关于我国空间权的立法思考三个方面对空间权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清代宗族法规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宗族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对调节本族内部的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的各类税赋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代各地的宗族法规多在政府的授权或允许下制定出来,既有对前代宗族法规的继承,也有对本朝法律的借鉴.本文分析和研究清代宗族法的存在条件及其制定、执行过程,对宗族法和国家法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全面揭示了清代宗族法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关于建立我国空间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对土地的利用逐渐由平面趋向地面之上空及地下,形成垂直式的立体发展,空间权的概念因而产生.目前,土地空间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而我国对空间权的立法尚属空白,对其研究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对空间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笔者拟从空间权的立法概况、空间权的内涵及关于我国空间权的立法思考三个方面对空间权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基于农民产权认知的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来自江苏南京的数据

调查研究表明,在江苏南京,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现行征地制度不满,征地矛盾比较尖锐,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土地产权认知是影响农民对土地征用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认知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农民征地意愿的分化,且当土地产权更多地指向农民时,农民反对土地被征用的意愿更强烈。因此,必须根据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改革和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特别是要在征地政策中凸显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法律关系构造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既不可能在法律上分离出承包权和经营权,也不能派生出其他用益物权,进而土地信托财产权不可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信托是土地所有权人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信托财产是所有权人以信托合同设立的土地信托经营权。土地信托经营权是集体土地的一种经营模式,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用益债权。土地信托法律关系的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分别为土地集体所有权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信托公司。土地信托的设立与运行需要明确法律程序,保障受益人成员权的具体化实现,同时保障受托人的信托经营权。土地信托模式下,土地证券化是第一步,而进一步探索农民股东化是题中应有之意,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路径。     

先秦时代的宗族观念是神话历史化的重要契机

上古时代近乎无意识的祖先崇拜,至夏、商特别是西周至春秋时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带着浓厚政治与伦理色彩的宗族观念。周代的宗族观念是昭示宗族地位的需要、“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需要,也是完善婚姻制度的伦理层面的需要。而正是这种宗族观念成为神话历史化的重要契机:通过创造出虚构的、历史化的宗族体系,各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人物被组合到一个家族之中,从而加速了神话人物向人格化始祖神的转变;宗族意识进一步扩展为民族意识,终于形成了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帝系统,使神话史变成了华夏的人类文明史。当神话中的神性英雄变成了完全人性化的氏族始祖之时,神话故事便成了可信的历史事实,他们所处的时代因而也从神话时代提前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权利意蕴及其谱系构建

农民失去土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失地农民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的生存环境、法律地位、权利实现等人身、财产内容因历史因素、现实状况都不能与普通社会成员对等而得不到保障,国家应在法律层面上给予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失地农民享有社会保障权,是道德与法律共同愿景,是生存权利优先的法律价值取向,是国民分配从慈善走向正义的必然要求.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中,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三者层级互补、共生相促、有机结合,完成从失地农民的诉求到国家责任的权利谱系构建.     

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的现状考察与路径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其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成员权、救济权等各项权能。虽然我国已形成包括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体系,但现实中农民权利意识薄弱,土地权益易受侵害,承包纠纷种类繁多,权利救济困难重重的现象依然突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的路径选择上应从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健全司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保护。     

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

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建构在同性恋合法化的基础之上.凡对同性恋者婚姻权予以法律规制的国家或地区,均已完成同性恋由非法向合法的转型,并遵循了家庭伴侣法案、公民互助契约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规制路径.我国针对同性恋及其婚姻权是否予以法律规制.应从民众认知、文化宽容、伦理审视等层面加以综合分析.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