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清初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互动探析

元至清初是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互动剧烈时期 ,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多种方式接触和碰撞 ,这种频繁的文化互动强化了两族间的文化认同 ,密切了两族关系 ,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文化互动使土家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联系得以加强 ,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汉族与土家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对于清初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土归流的时间、方式和特点。     

论清朝改土归流的“强制性”——基于对《向国栋自述》的考证

雍正七年,清政府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宣慰司"改土归流",末代土司向国栋被安置河南。向国栋在后来的《自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其内容与史料所载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向国栋被拟罪"改土归流"完全是清政府所寻找的治理"借口","改土归流"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主观上而言是带有强制性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为其行政管理服务。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学

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学曹毅纵观土家族历史，可以分为传说时期，巴国奴隶制国家时期、羁縻时期、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而土司时期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有特点的时期。虽然封建王朝正式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是在元代，实际上早在唐朝末年土家族地...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湘西古文化：多民族融合交汇的瑰丽长卷

在地处湘鄂渝黔边界的湘西地区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土家族、苗族、汉族、瑶族等民族长期以来互通有无,共同演绎了湘西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湘西文化。从先秦时代的民族交往,到历时近八百年的土司王朝,直至清代的"改土归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以及诸多历史事件对于湘西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文化因子在互动中有机融合,构成了湘西特有的多元文化。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社会构建的影响

土司统治时期是土家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土家族土司社会的构建经历了元、明、清改土归流之前的几个时期,其中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社会的构建影响最为深远.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官吏名称的使用、风俗习惯的形成、文化教育的发展、族称的出现等社会构建的因素,均留有卫所影响的痕迹.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西部大开发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建设

四川民族地区处于长江、黄河上游的特殊地理位置,这决定了它在西部大开发中以生态环境治理为目标的发展方向。本文从四川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这一特殊地位出发,分析了国家区域经济分工中四川民族地区的地位变化对四川民族地区的影响,指出四川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并提出了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生态公共产品定价、建立生态公共产品价格支付方式的建议。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探析

本文认为 ,自然生态利益是民族地区的一种重要利益。维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利益 ,是发展民族经济 ,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加强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稳定 ,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 ,是代表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利益的表现。目前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正受到严重威胁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大经费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制度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加强法治等方面来维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利益     

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共同体理念下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的双重保障

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民族地区的市场性、区域性与传承性,使得其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经济伦理和法治机制双重保障。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传承性的写照,从内部支持和保障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法治则是其外部保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唯有重视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双重保障的互补与统一,才能有效构建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土家族的鼓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鼓本身是一种民俗事象,土家族的信仰、礼仪、生产和生活习俗、节庆、娱乐等等,无不涵蕴着鼓文化的内容。鼓与土家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本文通过对鼓文化事象的研究,试图深化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注意处理的若干问题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认为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基本情况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立足点,并指出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处理好与民族有关的若干问题,即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及非自治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杂散居民族与聚居民族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关系。文章最后提出了战略机遇期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行动——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一

20世纪中后期,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广西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这是贯彻民族平等政策的一次国家行动,它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贯彻落实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增强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文撷取所有制、行业、职业、性别、收入、教育、声望等属性 ,从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两个角度 ,对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指出 ,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实际已处于整体转型之中 ,但社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 ,并未带来社会失衡和振荡 ;进而指出 ,这种分析是未来土家族社会结构调整之政策取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