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画论观照下的苏轼山水诗刍议

《林泉高致》是北宋郭熙论山水画创作的重要作品,作为苏轼的前辈,郭熙绘画理论对秉持“诗画一律”的苏轼其人其诗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在苏轼山水诗的创作中时见端倪。主要表现在以平远视域布局所描绘的画面并通过光影与明晦的变化丰富山水的表现形态;选取“烟云”这一极具有代表性的景物,烘托出山水诗冲融缥缈、萧散平淡的意境,并创造性地在水墨冲淡的背景下加入了碧色的元素,使得山水诗的创作呈现出“不古不今”的面貌;借助全景式的布局挖掘景外之意,使作品余味无穷。苏轼对绘画理论的借鉴使其山水诗在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代山水诗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六朝山水画理论与"形似"文风之关联

"形似"是六朝文学领域一个醒目的命题,但后人对它的意义和价值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形似"代表着六朝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山水诗中,亦体现在山水画的创作与理论中.将山水画与山水诗相关理论对比研究发现:六朝士人一方面把"神韵"作为山水审美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却要借助形象描摹来完成神韵的传达.这种"形"与"神"的关系最终发展为中国古代"形神兼备"的观念,而存在于六朝画风与文风中的"形似"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建安、正始、太康五言诗山水题材的嬗变

山水诗从曹操的《观沧海》首开其宗,至谢灵运山水诗创成一体。在山水诗的创作链条上,建安诗坛的山水意象消解了先秦时期山水作为比兴媒介的载体模式,正始时期士人理想开始与山水之美内在融合,太康以后诗作寓玄理于山水之中。尽管不同时期的山水诗艺术风貌各异,但山水一直是五言诗作涓涓不断的题材之一。正是山水诗创作历程的演进及嬗递,才促进了山水审美意识的不断浓厚以及艺术实践的日趋成熟。     

山水情怀艺术人生--谈王维后期山水诗艺术风格的形成

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谢　等前人田园山水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 ,王维把山水诗的创作推向成熟 ,在诗中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意境。仕途的坎坷和佛学道教的影响使王维后期寄情山水 ,甘于寂寞 ,形成空灵静逸的独特诗境。王维集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 ,精深的艺术修养形成了他历来为人所称道的“诗中有画”、“静中有声”的艺术风格。     

论李白各体山水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对传统的发展

相对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成就主要在五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七言写山水也很少,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广泛采用五古、五律、五绝、七绝、七言歌行等体裁来表现山水主题,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从体裁入手考察其山水诗,可以说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在山水诗创作方面用力最勤、开掘最广、变创最多的诗人。李白各体山水诗都有其独特的渊源与风格特点,在承与变、承与创之间有不同的表现。而总的特点有二:一是充分地表现个性,二是从各自的体裁特点出发,共同体现对音乐性的追求。二者构成李白山水诗不同于盛唐诸家的独特个性,而且对后世山水诗艺术影响深远。     

情意山水：试论孟浩然山水诗的特色之一

充满作者个人内心情意的山水,是构成孟浩然山水诗审美特质的要素之一。孟浩然创作山水诗的基础,是其心中的＂情意＂与外在的＂山水＂已混同为一的一种心灵状态。     

超越"影响的焦虑"——约翰·福尔斯短篇小说集《紫檀塔》中"逆反批评"三部曲

英国小说创作由来已久,在为世人留下宝贵传统的同时,也为后续小说家的创作带来了"影响的焦虑"。在约翰·福尔斯的短篇小说集《紫檀塔》中,主人公对小说和艺术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争论,其中短篇小说《紫檀塔》、《可怜老》、《迷》成为蕴含福尔斯小说创作理念的"逆反批评"三部曲。这些创作理念成为福尔斯本人超越"影响的焦虑",进行小说创作的思想和理论源泉。     

文化分析与"出走"模式--老舍抗战剧作的思想和艺术表现

抗战时期,老舍先后创作了九部话剧。讴歌民族英雄、渴望民族新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批判犬儒主义的人生哲学、探索中国新文化出路的文化分析,是其思想内容的两大特点。"出走"的情节模式和对照的人物塑造手法,是其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老舍抗战剧作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而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开拓性的题材和新颖性的形象系列,扩大了现代话剧表现生活的穿透力,对于老舍后来的小说和话剧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现代文学,不应漠视老舍抗战剧作的文学成就。     

一片真山水 盛开两奇葩——论李白、郑珍的山水诗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家喻户喻的伟大诗人,他的山水诗是他巨星地位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后代仿效学习的榜样之作。千年之后,清代嘉靖年间的郑珍,即是学习李白山水创作而自成风格的诗人之一。比较二人的山水诗可以发现,内容上,二人描绘山水景物均以高峻奇险为主,亦不乏秀丽之作;艺术上,多用瑰奇的想象、形象的比喻和大胆的夸张等手法,形成了雄壮豪迈的格调。     

寻回山水诗轴上的失落点——初唐山水诗的特质与价值重估

初唐山水诗合儒道于一体 ,既求功名 ,又纵情自适的的哲学基础 ,比六朝诗人退隐内敛的思想对盛唐山水诗的影响更为直接 ,且其反映的地域远远超出六朝 ,为盛唐提供了多种风格的山水样品。其景与情的处理、意境美的生成和山水诗的律化与语言的诗化 ,都说明一直被忽略的初唐山水诗是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承续阶段。     

初唐“四杰”的文学审美成就

王、杨、卢、骆“四杰”崛起于宫廷诗风笼罩的初唐文坛 ,但他们并没有囿于固有的理念和规范 ,而是在对宫廷诗的改造中完成了新型的创作审美追求。他们的诗作闪烁着社会理想焕激起来的热情和意气 ,又由于个性气质的多愁善感 ,促使他们深入于时间审美的开拓与深化 ,显示了超拔的创作个性。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po_rog"释义

本文结合敦煌文献及其它相关资料的记载,对藏文词汇"po_rog"的汉文译名进行了疏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平成时代日本学界“东亚世界论”研究动态及其表现出的对华社会思潮

日本古代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日本古代史和东亚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诸多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界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将中国、日本和朝鲜历史进行整体把握的"东亚世界论"。在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在方方面面表现出与此前历史不同的阶段性及独特性特征,学界需要对应地从各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回顾与总结。在平成时代,作为研究东亚区域史的重要理论和研究领域,"东亚世界论"继续得到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时代性特征,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总结。这一工作除了对东亚区域史的深入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之外,由此还能够了解到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对华思潮的一个侧面。     

论后“拿来主义”时代的文化交流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能否引进到文化全球化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全球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文化交流,我们原来有"拿来主义",时下又有人提出"送去主义",这些原则是否适应当今的时代及社会的需要,我们对此应该予以明晰,在选择当今的文化交流原则时必须和时代的要求相符.     

民初北京“教育救济”述论

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各界开办了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露天学校,以"教育救济"的方式,向失学民众提供文化教育。这些教育救济活动为失学民众开辟了一条接受知识的新途径,在提高民众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与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革命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这一转移,也是共产党选择以＂面＂打＂点＂战略的开始。为了贯彻以＂面＂打＂点＂这一战略,共产党在各苏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并围绕着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开展其他战争准备工作,从而使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中国"四极"旅游品牌形象探析

品牌形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由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两部分构成的,同时又是企业的商标组织。旅游品牌形象的构成要素有功能要素和识别要素。旅游品牌形象的评价指标有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品牌忠诚度和品牌追随度。在旅游市场日益大众化、个性化、国际化的时代,中国"四极"旅游品牌形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