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

中国小说观念、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经过了晚清以来的蕴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变而基本完成的。“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小说,虽然也从传统小说母体中吸收了某些营养,但从基本格局到叙述方式,主要还是接受外来影响。在够得上“现代”意义的我国现代小说里,不仅完全摈弃了章回体的格局和说书人的俗套,叙述方式也不只是对叙述对象的被动适应(同一叙述对象,以不同方式叙述,效果大不一样),而成为作家自觉主动的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更富有意味和个性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沙汀虽然不是了不起的文体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称得上文体家的,除鲁迅以外,为世所公认的实在不多),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还是相当“现代化”的,他对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是相当成熟老练、灵活多样而富于创造性的。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述为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的转型,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文”的观念独立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过与“史传”模式的分离表现出来的。     

五四与古典传统叙述资源的隐与显——文革期初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之叙述资源分析

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主要采取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资源,而表面上放弃甚至屏蔽了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传统,但其叙述者隐身抒情、半开放式大团圆结局等叙述手段又与五四小说家引进的现代小说叙述资源有着深刻的同构关系。这种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资源的结合,可以说是以科学、解放为主旨的现代性被移植在前现代性的古老传统之上的写照。饱受古典传统浸染的人们以为自己走向了“现代”,其实走向的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启蒙与同情--"五四"文学中"我"与贫弱者关系的一种透视

一般认为,启蒙是“五四”10年文学(1917～1927年)的流行色,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但是“五四”文学(包括高潮期及退潮期的文学)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抒发与贫弱者有关故事或情感的作品中,“我”对贫弱者深厚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同情往往会遮蔽启蒙甚至淹没启蒙。这种同情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启蒙意识的传达,但却无损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这种同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思维惯性的强大,足以影响到“五四”作家启蒙话语的表达。     

狄更斯小说的视点与小说叙述观念的衍化

小说自诞生起,一直存在着作家如何叙述小说内容的问题。“这里重要的是有一创造能力的运动,是情境的十分独特的生成方式”。欧洲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有两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前者如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后者如卜伽丘的《十日谈》。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对传统的叙述方式加以创新,他在《荒凉山庄》中同时使用了两种人称来叙述作品内容:第三人称的叙述者从作品外部来叙述小说的内容,第一人称的“我”——作品人物埃丝特又从作品内部的角度来叙述作品。这种方式拓展了我们对作品的视野。     

“讲故事”与母女主题的新写法——论汤亭亭的《女勇士》

《女勇士》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小说。这部小说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对“我和母亲”这一常规主题进行挑战。本文将从挑战“母亲”的意义 ;小说中讲故事的“母亲” ;小说中的讲述与再讲述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汤亭亭在小说中重构了一种对话式的母女关系 ,并以此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态度     

彼岸与此岸之间──走进许地山的小说世界

许地山小说，在“五四”时期创作中，具有“耀目的光辉”。它大多在恋爱的外衣下，浓染着佛、道乃至基督教的宗教精神；而异国风情，给予他的作品以传奇的色调。超拔的叙述才能和完全叙述，和那时情节简化作品恰成比照。作品充满了宗教色彩、音乐语言和诗的艺术张力。     

农村小说:概念与内涵的演进

农村小说：概念与内涵的演进段崇轩从“五四”到当今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一种题材或模式的小说，始终没有确定的概念和相对稳定的内涵，这就是农村小说。我这里暂时拎来“农村小说”这一概念，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只是想把它当作一只宽松的“大口袋”，一为用它便于涵...     

解读郁达夫小说

郁达夫小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沉沦》的惊世骇俗，虽然可以用各种理论去说明，但又远非任何理论所能说透。要命的是，郁达夫的小说以它的艺术水准矗立在现代文学史上，因此，解读郁达夫，成了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绕开的任务。文学史的每一次重写，都意味着必须重释郁达夫。重释郁达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本文仅想作引玉之砖。一、不是“五四”，正是“五四”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     

从文学角度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革命小说"

若从文学角度看 ,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小说”中以往广受左翼批评界非议的作品反而较之某些被从政治意义上肯定的作品更有价值。“革命小说”与后来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文学有诸多差异 :在世界观方面 ,它与五四文学有直接联系 ,在乐观基调中仍渗透着感伤成分 ;蒋光慈、洪灵菲的某些小说揭示了主人公在革命中丰富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 ,这类小说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大多有血、有肉、有欲、有弱点 ,因而具有较多的人性内涵。三位代表作家又各有其个性。其中华汉距主流创作方法最近 ,向主流的转化也最早、最彻底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     

论列斯科夫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艺术

列斯科夫是一位天才的叙述家 ,他的许多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 ,“我”作为叙述者成为列斯科夫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而常见的叙事视角 ,而且“我”不仅成为小说的结构要素 ,同时也把小说作者的价值观念融入其中。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论民初日记体小说的“男子作闺音”

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存在“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读者的喜好以及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民初的这类日记体小说比较明显地打上男性作者的烙印，作者按照心目中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来塑造女性，并且时常会提及女主人公的“愁”和“病”。从中可看出，男作者在借小说中女性的际遇来关照自身的命运。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