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自由诗的自由与法度——论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成绩滞后，诗体危机是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音乐性薄弱是新诗诗体危机的主要环节，加强音乐性是新诗自强和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化，反对音乐性；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促进新诗诗体成熟，是诗坛泰斗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新诗该有常体

百年新诗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对抗之中,这种多对抗少和解的局面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适当的诗体规范,不仅能建立起诗歌的体式特征,而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体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现代汉诗的探索及其必然性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现代诗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及出路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在生命律动中捕捉诗美——关于“新诗主体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现代诗歌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现代诗歌是否需要“通套”形式？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需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新反思。     

20世纪汉语诗歌中的讽刺诗及其文体特征

讽刺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中重要而特殊的品种。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大动乱,讽刺诗几乎成为社会改革甚至政治革命的工具,具有激进尖刻的文体风格;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相对平稳,讽刺诗回归本体,具有保守节制的文体风格。但是仍然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与政治及现实既对抗又和解的中庸风格及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讽刺传统。20世纪在民间还存在大量具有游戏性质的讽刺诗。尽管自由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的主流诗体,但是讽刺诗采用的主要诗体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度改良了的格律诗体。讽刺诗采用格律诗体,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同时期汉语诗歌在诗体自由化上的极端,保证了汉语诗歌的格律传统在20世纪的被继承与发扬。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化变革的产物。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从历史观看古汉语诗词英译中的韵律

本文通过对汉英诗词发展史有关音乐性及韵律的运用的分析,认为当前汉语诗词英译中主要采取韵律自由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考察了诗词音乐缺失的变化,将诗词的音乐性归属于意义的延伸,提示了译文中音乐性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真实;进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汉诗词英译无韵的接受环境与趋势;再从语言文化与其所处的文化地位来分析,音韵存在的差异与我们当前的文化地位也决定了翻译中“再创造”的内容与传神的必要性,而韵律自由诗则代表了历史的必然。     

在瓦雷里影响下卞之琳诗歌的变构

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对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对二者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将二者置于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大背景之下,而少有将二者作为个体使其直接进行文本对话的探讨。事实上,卞之琳对瓦雷里的译介是其接受瓦雷里影响的重要途径。结合二者具体作品,从诗思（＂结晶＂态度、智性品格、元诗意识）以及诗艺（＂意象群＂的重叠、格律诗体的运用、对诗艺的重视）两大方面对卞之琳诗歌创作受到的来自瓦雷里的影响作出了探讨,可将卞之琳对瓦雷里的继承与发展作出较为全面的阐发。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