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讲演看鲁迅思想的演变

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七月间,到古城西安在陕西教育厅与国立西北大学合办的暑期讲习班讲演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隔了三年,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到南国广州讲演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关系》)。我们对这两次讲演作一简略的比较研究,便可看出他在这短短的三年内,文学观的演化与思想上质的飞     

警惕“软刀子”——读《老调子已经唱完》

一九二七年二月,鲁迅到广州不久,应香港一个青年团体的邀请,到那里去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著名的讲演。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见《集外集拾遗》)中,鲁迅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南北呼应,华洋合流,利用封建文化,鼓吹复古倒退,毒害人民群众的罪恶阴谋,深刻地揭示了剥削阶级总是死抱住“老调子”不放,总是妄图守住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世袭领地,借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阶级本质。     

鲁迅在复旦的两次讲演

鲁迅在定居上海的最后十年中,对于复旦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和进步师生曾寄予密切关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鲁迅不顾个人安危,曾两次前来复旦校园,作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关于鲁迅第一次应邀前来复旦大学讲演一事,在一九二七年的《鲁迅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十月三十一日:夜陈望道君来,约往复旦大学讲演。十一月二日:午蔡毓聪、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讲演,午后去讲一小时。     

怎样理解“疑古玄同”

鲁迅诗稿《教授杂咏》的第一首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可以说这首诗的创作同鲁迅最后一次访问北京和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有关系。鲁迅是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到上海的。当他北返探亲并应邀在北京各大学作演讲时,钱玄同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当他一听到鲁迅要来学校讲演,为了反对鲁迅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他疯狂地叫嚣:“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但是,这既吓不住要求革命的北京青年,更吓不倒连特务的监视和     

《铸剑》完篇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

研究《铸剑》应该先从它的写作年代、完成的地点谈起。最近有的新出版的鲁迅小说研究一类著作中,仍然认为《铸剑》完成于厦门时期。甚至有人专门写《鲁迅创作<铸剑>时间辨考》。他们主要是根据作品结尾所署的日期,认为《铸剑》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作。”而且这个“时间”鲁迅另外还说过两次。一次是在《自选集·自序》里,一次是在《故事新编·序言》里。按说,作者自己在三处都说到的《铸剑》的     

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

有关鲁迅思想阐释及“鲁迅”形象的再叙与重构,是建国初年文化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键当事人,鲁迅弟子出于位置不同、对鲁迅精神理解与继承方式的差异,在其内部酿成两个“鲁迅”相冲突的理论争辩。它从胡风、雪苇等对冯雪峰等的不满开始,以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为标志。耿著批评“两期论”,表面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摄鲁迅前期和后期,实意在回避《讲话》有关思想改造的权威论述,申张启蒙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探求。这一论述策略,被另一鲁迅弟子唐弢在《文艺月报》组织文章予以批评、揭露。由于丧失公开的文学资源,胡风、耿庸等只得以私信、讲演等方式展开论辩。但由于主客观的多重因素,这场论辩终于因陷入批判旋涡而流产。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读羡季师《小说家之鲁迅》所想到的

羡季先生在《小说家之鲁迅》这篇讲演中说: 鲁迅,在学术与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言。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之为圣”吧。这是先生于1947年在当时的“北平”讲的。我以为这是那个历史时期,在北平这样的地区的学术界对鲁迅最全面的评价。     

范爱农致鲁迅第一封信日期质疑

范爱农生前曾多次致信鲁迅,周作人保存了其中三封,为时较早的一信(姑且称第一封信)是范爱农第一次失业后去杭州时写的,未署月份,仅署有“二十七号”数字,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哀范君》及《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等文章中多处指实为“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此说多年来相袭援引,无人质疑,实际上周作人有误。     

前进的步伐 战斗的心声——读鲁迅散文诗集《野草》

《野草》是鲁迅的散文诗集,它包括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间的二十三篇文字.一九二七年四月编成时,鲁迅又给它写了《题辞》.《野草》记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后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前进的步伐和战斗的心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读《题〈呐喊〉》与《题〈彷徨〉》

《呐喊》与《彷徨》是鲁迅在“五四”到大革命时期写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入一九一八年四月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所作小说十四篇,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彷徨》收入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所作小说十一篇,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到三十年代初期,鲁迅站在新的思想高峰,对前期写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题了两首五言绝句。这两首五绝是我们研究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资料。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警惕“软刀子”杀人——学习鲁迅拒腐蚀的彻底革命精神

四十八年前,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有名的讲演中告诫我们:要警惕“软刀子”杀人。鲁迅指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软刀子”杀人,是鲁迅对于一切反动阶级所使用的思想腐蚀、和平演变的反革命策略的尖锐概括,是鲁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给革命人民敲起的警钟。四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鲁迅的这一教导,更是倍感亲切,深受教育。     

《二心集》在鲁迅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上的意义

《二心集》是鲁迅一九三○年与一九三一年的作品。本文拟就《二心集》在鲁迅思想发展和创作上的意义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在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一九二七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四·一二”的血雨腥风彻底“轰毁”了他昔日的“思路”,促使他     

“老了”——读鲁迅著作日记之一

《彷徨·祝福》:“祥林嫂?怎么了?”“老了。”在前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注解中,写的是“老了,即死了”。读后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     

“老了”——读鲁迅著作日记之一

《彷徨·祝福》:“祥林嫂?怎么了?”“老了。”在前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注解中,写的是“老了,即死了”。读后总觉得这样注解不十分合适,这本来不注也可以的。但要注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应该引用的。《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写道,长妈妈教给他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了,必须说老掉了。”这是小说中鲁镇地方的习俗,大概忌讳说“死”,也略有“惋惜”、“可怜”的意思。如要注解,则可以把两段话都写出来,就象用同义词互训一样。     

论鲁迅与柔石的小说创作

柔石于1925年由浙江到北大旁听,开始受教于鲁迅,到1928年在上海与鲁迅结识,之后就逐渐成为鲁迅的战友和助手.他们不但一起办《朝花》、编《雨丝》、印木刻、出《萌芽》、筹备和领导“左联”,从事革命文学工作,而且私人间往来频繁,常常一起访友、买书、观剧、进餐、购物、参观等等,有时一日相见二、三次.柔石小说还常由鲁迅批阅(如《旧时代之死》、《二月》),柔石对鲁迅“诚恳而具体的批评”“非常悦服”.“他曾在日记中谈过自己的感受:鲁迅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