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体系、渐进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立在小农体系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领域之一,也即当前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城镇化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制度优势,而非独特的中国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城乡关系,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有制度保障的小农体系,其最新体现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其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小农体系的稳定深刻影响了农民流动的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表现为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机制：农民家庭收入的“半工半耕”、居住格局的“城乡双栖”和身份认同的“亦城亦乡”。从实践来看,特别需要警惕政府主导推动的激进城镇化,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人为地加速推动农民进城,消解小农体系。     

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研究综述

社会网络在我国的集体行动动员和参与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梳理和分析国内外 ４０ 多年来有关“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研究现状,重点关注“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联系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参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究竟怎样”等问题,从而展现该领域不断深化的理论成果。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创新研究方法、加快本土化进程。     

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基于需求—动员—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一动员结构一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语言制度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价值

“语言制度”这一新概念 ,指的是反映各社会集团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语言地位、协调它们相互之间语言关系的社会规则 ,它有独特的性质、形成机制、过程与变化规律及研究方法。语言制度的研究对解决语言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运用语言制度这一概念可以分析中国语言百年发展的基本内容、中国百年语文运动的基本实质     

“弱关系”和“强关系”下的网络互动和网络运动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的快速、便捷、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成为中国公民获得信息、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主要公共领域。在分析现实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其对于网络下集体行动的适用性和启示,通过随机问卷调查参与“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网络运动中网民的态度和行为,研究不同网络社区的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网络“弱关系”获得信息和资讯;同一网络社区的网民通过与网络“意见领袖”的网络“强关系”,建立起网络“共意”和网络公共领域,共同分享网络情感,并不断反复、强化网络互动,同化其行为取向,从而导致网络运动的爆发式形成。在此基础上,从网络运动的结构性特征,并从政府控制、网络组织和网民的视域,提出引导网络运动的对策和建议。     

“私有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内在机理——以浙江省M村水田治理为例

“私有共治”是产权与治理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是一种具有良性自主治理能力的集体行动模式，通过“公共利益”等公共性元素的存在及作用机制，实现了形态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而达到共益共赢的治理效果。分析传统时期农村水田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个案发现，共同利益、权威主体、自主组织、共享规范是开展“私有共治”集体行动的条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权变机制是形成民间社会自治规则、实现有效自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来，应在吸收传统的“私有共治”的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引导他们通过创造条件、创设制度、创建机制等开展自主治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等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的适应性分析

首先指出信用社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体现在提供相对低风险的个人贷款方面,进而对我国农户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农户的主体是“道义小农”的结论。其尽管贷款风险较高,但额度小,需求旺盛,加之以合作制为基础的信用社以其独特的先天效率恰可以有效地控制农户贷款的风险。因此在为我国大多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方面,合作制的信用社比其它金融机构更具优势,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论小农集约经营

中国的国情决定着,即使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到完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程度,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也只能走“小农集约经营”的现代化之路;农地“规模经营”终究是希望田野上的“星星之火”,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形成“燎原”之势!